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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评价新中国历史的方法论原则
发布时间: 2020-02-03    编辑:陈曙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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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历史,正确评价新中国70年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大家客观地总结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评价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没有标准或标准混乱,就会导致各说各话,混淆是非。现在,国内外有一些奇谈怪论,比如“中国崩溃论”“改革失败论”“社会倒退论”“道德滑坡论”“背离马克思文本论”“改革开放前后对立论”等,这类论调产生的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但评价标准缺失、错乱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评价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标准。

  历史与道德相统一,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重视历史进步的尺度,也要关注道德完善的尺度,坚持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相统一,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重视道德尺度,反对道德决定论。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从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尺度是一致的;但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或特定问题来说,历史进步并不总是伴随着道德进步。评价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依据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结论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由此带来所谓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某种“二律背反”现象:社会进步伴随着所谓的道德退步。

  当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出现“二律背反”时,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比如,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异化是必经的阶段,也是必须承受的道德代价。作为历史现象,异化既具有历史必然性,又具有历史暂时性,是历史合理性与道德不合理性的统一。试图撇开异化来谈论历史,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如何评价异化?青年马克思立足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认为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因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这一时期道德评价属于“强评价”。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未放弃道德评价的合理性,厉声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时又高度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伟大意义。显然,这时期的道德评价已经降低为“弱评价”,历史评价则上升为“强评价”。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尽管极度伪善、野蛮、卑鄙,也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这突出地体现在下面这两个命题中:“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思想,强调“恶”既是摧毁旧秩序的革命力量,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体现了历史评价优先于道德评价的原则。他说,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学问巨大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开始;但完成这一更替的手段和过程却是卑鄙的、恶劣的,因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退化”,是一种“道德高峰的堕落”。“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与历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新中国70年间经历的各阶段,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果可能不尽一致。比如,改革开放新时期,苍蝇蚊虫飞进来了,盗窃、娼妓、赌博、毒品等陈腐污浊的东西又死灰复燃,甚至有所泛滥。还比如,改革中有大量工人下岗,有很多企业破产,有不少人沦为弱势群体。不少人因此留恋改革开放前30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风尚,怀念那时候的绝对公平,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对改革代价满腹牢骚。如何评价这些历史现象,只能根据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的原则作出判断。正如,单纯质朴的原始氏族社会看起来是如此美妙的制度,那里“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然而,留恋那种原始的道德淳朴,是可笑的;相信淳朴的道德力量更胜于物质利益,也是可笑的;主张回到“鸡犬之声相闻”的原始状态来抵抗社会的异化,则更是可笑的。这种浪漫主义观点、感伤主义情绪在历史进步的车轮下早已不合时宜。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的统一论者。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关注历史的发展,也要关注道德的发展,坚持二者的统一,以历史标准吞并道德标准是错误的,以道德评价淹没历史评价也是错误的。同时,二者也不是完全等价的,历史标准高于道德标准,拔高道德评价是错误的,取消道德评价也是错误的。

  实践与本本相统一,实践标准高于文本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坚持实践标准,拿事实来说话,也要重视理论(本本)的引导作用,敬重经典的权威,坚持实践标准与文本标准相统一,实践标准高于文本标准;重视本本权威,不以本本论是非。

  实践标准是最高标准,在历史评价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历史事实是历史评价之锚”。新中国70年历史究竟怎么看,关键看实践,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事实”主要就是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就是应当肯定的;反之,则是应当否定的。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爷爷也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三个有利于”指明了评价新中国历史的总原则。看新中国历史,看改革开放史,主要是看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了,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升了。今天,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交出的成绩单,环顾全球无出其右者,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吹嘘,而是实践给出的答案,是人民作出的结论。据此,大家完全有理由高度肯定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史。

  客观地说,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标准在历史评价中的最高地位已无可撼动。现在的问题是,本本可否作为历史评价的尺度,这一尺度在何种意义、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这里所说的“本本”并不是泛指一切文本,而是专指国内外公认的“经典文本”,即那些“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那些历经后人最诚挚的颂扬而得以光景常新的作品,比如《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本本”往往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检验过的权威文本,是在历史长河中反复淘洗后的精品,文本的权威是实践赋予的,在实践中获得的。这些文本具有理论合理性、历史合理性以及实践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和历史评价中引经据典才具有合法性。

  但是,本本标准在历史评价中的价值是有严格限度的,无限拔高的本本主义行不通,近似取消本本的无用论也行不通。

  本本主义者无限抬高本本,将其置于实践之上,这是片面的。本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前人认识成果的记录,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本本的真理性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同一个本本在变化了的时空条件下是否仍然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评价新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的,但不能拘泥于老祖宗的具体结论、个别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多种所有制、发展民营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都没有说过。毛爷爷指出:“大家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评价新中国70年历史可以参照本本,但不能以本本来框历史,再权威的文本也不能成为历史评价的最终“裁决者”。本本的权威再高,也高不过实践,实践评价的结果绝不迁就任何本本。本本主义者不懂得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法,唯书不唯实,要么迷信圣人的本本,要么迷信马列的本本,要么迷信西方的本本,以此代替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本本无用论者否定本本,强调实践就是一切,这也是片面的。本本是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是人类前进的常识阶梯,是指引实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本本主义,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本本。任何本本都难以避免历史的局限性,这绝不能成为大家贬低本本甚至否定本本的借口,只能成为发展本本、超越本本的理由,经过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经典文本任何时候都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评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重要参照。但是,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不同的本本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不同,这又是历史评价中的常态现象。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历史评价的真伪问题,不是抽象争论、坐而论道可以给出答案的,只有实践才能给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只有铁的事实才能作出最终的裁决。不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

  总体与个体相统一,总体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重视社会整体的评价,也要敬重每个人的个体感受。坚持总体标准与个体标准相统一,总体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重视个体感受,又不为个别意见所绑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方面,个人之外没有人,人首先是个体存在物。“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离开了个人无所谓社会的存在,不能以社会遮蔽个人。因而,历史评价首先是对在历史中行动的个人的评价。另一方面,社会之外也没有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能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考察人。人之外无所谓社会的存在,社会之外无所谓人的存在。社会上并不存在完全自足的个人,离开共同体,个人就失去了全面发展自己的条件。因而,历史评价归根结底是通过社会总体的评价凝练社会共识。

  社会进步与个人进步总体上和终极价值上是一致的,因而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总体上也是一致的。但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个人为“类”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损失或作出牺牲,也是无法避免的,因而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出现背反现象也是存在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类”的发展“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一历史辩证法告诉大家,历史评价既要重视社会之中的个人评价,也要重视个人之上的社会评价,后者更具有根本性、优先性。

  每个人对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视角,但整个社会会自动地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才是历史评价的可靠指针。任何时候,社会评价与个体感受都可能出现偏差,比如经常有人吐槽“被平均”“被就业”“被增长”等,这就说明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的个体感受与社会总体评价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追求一致是理想,承认偏差是现实。大家不能只承认社会共识的合理性,完全排斥个体认知和感受的差异性;更不能只承认个体认知感受的正当性,完全无视社会总体的评价。

  70年来,大家党作出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做到社会整体满意是底线,做到每一个人满意则是高线。底线是原则,高线是理想。毛爷爷曾说:“大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大家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大家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这里,毛爷爷提到的数字是90%,大家国家是近14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即使满足了99%的人的利益诉求,剩下1%不满意也是1400万人口,这个声音足以混淆视听、干扰人们的正常判断。比如,今天中国发展方位、国际方位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正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全盘否定毛爷爷、邓小平,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全盘否定公有制,全盘否定民营经济等现象都存在。那么,毛爷爷、邓小平究竟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究竟对不对,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评价为准绳,敬重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或感情用事。在社会标准与个体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下,坚持社会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重视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自由,但不为个别人的评价所左右。

  当然,坚持社会标准优先于个体标准,不等于可以忽视个体的感受。个人之外没有人,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所要求的。今天,大家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都是基于这一考虑。

  动机与效果相统一,效果优先于动机

  评价新中国7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要看初心和动机,也要看结局和效果,坚持效果与动机相统一,效果优先于动机;重视行动预期,关键拿效果来说话。

  历史人物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的历史人物是不存在的。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每一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愿望,“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毛爷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作家”为例,深刻阐述了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其实,检验一个政治人物乃至一切历史人物的标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动机与效果完美统一是理想,偏差是事实。马克思曾指出,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也即是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甚至“完全不是所预期的结果”。毛爷爷也强调:“大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这就告诉大家,历史评价既要考察其动机,也要考察其效果,在动机和效果之间作出权衡,纵使动机天花乱坠,预期无限美好,以实在的结果为优先。

  新中国7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绝大多数动机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然而,事与愿违的历史事件也不是没有。比如,“大跃进”的动机是希翼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属于好心办了坏事,所以要被否定。邓小平曾说,“搞‘学问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果事与愿违,所以只能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口号一度出现,其目的是为了加快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但是违背了教育医疗事业本身的公益性质和发展规律,因而是要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党作出的诸多重大决策究竟怎么看,经济特区好不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好不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不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好不好,不能仅仅看动机是不是好,不能看是否符合先验的标准,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本本,关键是看效果怎么样,拿事实来说话。今天,大家说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好,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显现,改革开放的成绩不容抹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变了中国,事实最有说服力。

  进步与代价相统一,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进步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看社会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存在的问题甚至付出的代价,成绩与代价相统一,坚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的原则;重视发展代价,关键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史亦是一部代价史。发展蕴涵代价,代价是发展的题中之义,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发展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卢梭是较早论及发展代价的哲学家之一,他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人类社会从此便有了贫富对立,“平等就消失了”,这是私有制的代价;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泛滥,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论述进步与代价相伴相生的辩证关系。“在大家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人类征服了自然,却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工业产品极大丰富,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人类发明了货币,却沦为金钱的奴隶;强国征服了异族,却湮灭了多彩的文明;市场经济促进了资源合理配置,人却遭受到了“物”的宰制;物的世界无限增值,却伴随着人的世界的贬值;机器大生产创造了丰腴的物质世界,人自身却成了机器的零件;科学日益昌明,人却沦为单面人;技术理性无底线膨胀,人类却遭受价值理性缺失的难以承受之重,“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等等。但是,人类完全没有必要悲观,“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没有代价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曾以奴隶制为例说明,不文明的奴隶制为人类文明开辟道路,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学问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代价补偿机制在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高阶段跃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步与代价,是历史面貌呈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历史评价,必须分析事物的两面:进步的一面与代价的一面。这“两面”都要看到,“要讲两句话”,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同时,这“两面”不是均衡的,有主次、有轻重,历史评价关键看代价是否可控,是否在社会可承受程度之内,是否以最小代价创造最大价值、取得最大进步。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代价。流血牺牲就是代价,经济建设停滞也是代价。社会主义改造有代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一过程必然受到来自受损势力集团的疯狂抵抗,必然要与之展开殊死的阶级斗争,必然危及社会的经济运转、政局稳定、民生福祉,这就是代价。改革开放有代价。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大家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大家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大家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多次说过此类话,说明了他对改革开放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有清醒认识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工人下岗失业潮,腐败一度泛滥,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突出,这些就是改革的代价;有的产业被国外控制了,各种错误思潮涌进来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些就是开放的代价。

  今天如何看待代价呢?关键是树立科学的发展代价观,既承认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又不放任代价,把握代价的适度、可控原则,坚持利弊分析,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进步。当然,必然性代价不可避免,但要避免人为性代价、不必要代价,避免代价扩大化,避免代价失控、得不偿失。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大家确实付出了代价,个别阶段代价还相当惨重,但从整个历史长过程来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铁的事实铸就的历史结论。以此来判断,新中国70年历史总体上是应当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正确的,借口各种代价而否定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历史是站不住脚的。

  把握粗细与界线,反对细节决定论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历史可以记录,历史场景无法再现。历史具有时空上的一维性、不可逆性,一无遗漏地还原历史细节真相在主观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不现实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说:“历史研究并不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留存至今的痕迹的研究。”正确评价新中国70年历史、党的历史、领袖人物的功过,必须把握粗与细的辩证法,坚持适度的原则,重视宏大史实,不纠缠历史旧账,不拘泥历史细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细节决定论。

  “宜粗不宜细”。历史是多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历史关键是分清大是大非,不纠缠枝节问题,不以碎片作结论,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由于学科分工细化等多重原因,大家一方面对某类历史细节掌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但另一方面却对宏大叙事的大历史观越来越不以为然,整体历史图像越来越模糊,过分推崇挖掘边缘事件、边缘人物的历史价值,走向“碎片化”“多元化”的说明路径,历史评价变成了“戏说”,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都对”的历史相对主义困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评价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历史评价方法。比如,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粗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指出:“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后来又强调:“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历史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历史评价中让哪类事实说话或不让哪类事实说话,不能随心所欲、本末倒置,必须抓住大的史实,坚持整体历史观,不搞细节决定论。

  把握度不出格。“度”是事物保持自身质的边界,一旦越界,一事物就变成了他事物。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适度原则,做到恰如其分,不踩线、不越界、不出格、不过分。邓小平曾提出:“对毛爷爷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大家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邓小平反复强调:“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大家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爷爷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再比如,彻底否定“学问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的,但不等于全盘否定党在这10年间的一切工作。“学问大革命”期间,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一次大爆发,这不能否定;毛爷爷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我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这不能否定;毛爷爷领导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四人帮”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斗争,为大家党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这不能否定;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外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这不能否定。“大家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大家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一切都不能否定。如果否定了这一切,大家党不费一枪一弹粉碎了“四人帮”,国民经济在短期恢复元气,改革开放后马上进入发展黄金期,就都无法说明了。

  坚持评价的中国立场,反对西方中心史观

  评价新中国历史,既要立足中国自身的成长,构建中国自主的中ca88观;也要放眼世界,准确把握自己的国际方位,但不能为西方中心史观所左右。评价新中国历史需要兼顾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坚持以我为主的评价原则;重视西方智慧,反对西方中心史观。

  西方中心史观是一套具有进攻性的综合常识框架,以“先进的西方”为基础,以“理性宰制现实”为方法,以现代西方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依托,以西方的常识体系为标准,以确认西方海外殖民、主权干涉、政权颠覆、学问改造及模式输出的合理性为前提,对他国历史评头论足、裁判是非。西方中心史观思维把世界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把西方作为“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设计者、主导者、推动者、裁判者,把东方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历史进化谱系,以西方普世话语解构东方国家,试图参照西方的模样建构出一个新东方。这种“西方中心史观”在今天依然有市场,有人以此为标准强行对中国进行历史评价、话语规范甚至主权干涉,结果自然谬以千里。

  西方中心史观简单地以西方的文明观和价值观来评判新中国历史,由此衍生出各种否定ca88、党史、社会主义史、改革开放史的虚无化假设。历史评价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以西方学术的是非为是非,将新中国历史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结果无异于取消是非。比如,关于新中国的道路选择,“别无选择论”认为,现代化历史就是西方化的历史,“除了资本主义,他们别无选择”。以此为依据,中国道路要么被定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要么被视为一条走不通的歪门邪道。再比如,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安排,“历史终结论”宣称,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历史的终结。以此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都偏离了西方设计的政治文明轨道,注定是行不通的。还比如,关于新中国的价值观建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学问是最优秀的学问,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以此来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问远离西方代表的普世文明大道,中国的学问使命就是打开学问国门,自觉接受西方的学问改造。然而,西方中心史观无法回答,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国人民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说中国完全是以错的道路、理论、制度、学问却取得了对的成果,这在逻辑上是如何推演出来的,在实践中是何以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反对西方中心史观,反对以西方为尺度妄断其他国家的历史。世界上发生的历史事实都是人类“真实的过往”,西方“先进”不能够作为“中心论”的依据。各国各民族历史都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历史的书写必须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评价新中国历史,必须提升历史自我意识,构建自主的历史叙事。西方中心史观的词汇概念、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产生于独特的西方历史语境,总体上无法说明与西方发展模式全然不同的中国历史。作为西方中心史观的不同翻版,无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话语体系还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解构模式,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知模式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明范式,都极大误导了西方对中国的历史认知。如果以西方的历史进步观念来评价新中国历史,必然面临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说明悖论。西方历史语境下“野蛮”的中国、“边缘”的中国、“没有历史”的中国、“文明冲突”的中国、“历史终结”的中国,却拥有5000年的历史、未曾断裂的文明、和谐万邦的记录,开创了新的历史进步之路,以高度的自信走进新时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今天,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蓄意兜售各种“改革药方”,诱导我国“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有人指责我国“改革是有选择性的,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滞后的”;有人炮制“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试图推动全盘西化的司法改革;有人妄言“混改的方向就是国企私有化”,妄图诱导国企改革方向;等等。面对这些噪音杂音,大家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怎么完善,大家要有主张、有定力、有底线。大家的改革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硬套在自己身上,必须牢牢把握改革评价的自主权。

  总之,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也不是任人涂抹的角色。评价新中国历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科学的原则和标准。今天,大家要审慎处理好历史与道德、实践与本本、总体与个体、效果与动机、成绩与代价、粗细与界线、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科学回应社会上存在的历史疑问,坚决反对歪曲丑化党史、ca88的错误倾向,坚决纠正虚无党史、ca88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牢牢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破除迷雾、凝聚共识,为走好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夯实底座、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美〕阿普尔比:《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3]〔日〕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蒋立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4]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5]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6]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7]周良书:《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故事》,《理论视野》2018年第11期。

  编辑概况:陈曙光(1975-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9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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