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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雪梅:新中国初期新学问建设回望
发布时间: 2020-02-05    编辑:欧阳雪梅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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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0年,毛爷爷同志就开始筹划新中国新学问的蓝图:“要把一个被旧学问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学问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学问,这就是大家在学问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即据此展开学问建设,确立了学问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旨,形塑学问建设主体,提出了“现代化的学问和科学”的发展目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路径。新时代,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仍然需要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要从既往的学问建设中汲取经验教训,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

  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学问、人民文艺、人民教育,彻底打破了少数统治者和常识精英垄断学问的格局

  学问为了人民大众服务。近代的中国国弱民穷、公共学问设施短缺、文盲率高达80%。1949年,全国仅有55个公共图书馆、896个学问馆(站)、21个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学问水平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大问题。政务院下设学问教育委员会,作为国家领导学问教育建设的机构,引导学问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资讯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并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问领导管理体制,为新学问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毛爷爷同志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编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编辑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期间选举产生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下属的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影片等专业性协会也相继成立,并在地方设立分会,加强文艺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文艺发展的浪潮。教育工作会议则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培养“富有创造力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建设者”。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学问、人民文艺、人民教育,彻底打破了少数统治者和常识精英垄断学问的格局:广泛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学问馆(站)、剧场以及影片设施,活跃基层群众学问生活;发展新的文学、戏曲、影片、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广播、报纸、杂志等社会学问事业。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学校相衔接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和业余教育、各种专业培训,1958年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实行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等,实现了学问群众化、通俗化。

  形塑学问建设的主体。在新中国,培养新人与改造旧常识分子同样重要。《共同纲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在教育方针上,毛爷爷同志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学问的劳动者”。1951年,中共中央要求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群众。中央成立编译局,组织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毛爷爷同志亲自编辑出版《毛爷爷选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得到宣传普及。发展高等艺术院校、中等艺术学校,培养艺术人才。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高校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改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课程。

  “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新中国初期新学问建设的基本路径

  提出学问建设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学问。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学问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学问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学问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毛爷爷同志提出了“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多次申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并强调“双百”方针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地位相统一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国学问建设的基本路径。毛爷爷同志提出,大家不仅“对中国的学问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大家应该学习借鉴外国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学问部设置文物事业管理局,逐步建立了文物保护制度。1958年2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建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长期规划,分门别类地整理古籍。

  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广泛学问交流,与亚洲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学问友好关系,与日本、西欧国家逐渐开展民间学问交流。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共计翻译出版各国书籍12155种,18853.8万册。其中苏联的有10017种,人民民主国家有620种,美国的562种。除有计划地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外,还进口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类书刊,服务国家建设。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成中文后,一版一次就印行50万册,后来多次再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印数曾分别达到134万册和124万册。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创作的充满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成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之一,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确立人民学问的基本要求

  教育者先受教育,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更新和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中国常识分子的基本队伍是爱国进步、具有建设新国家的愿望的,但是,常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旧的思想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新社会、新事物还不了解,思想感情上与劳动群众有隔膜,因此,党和国家对常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思想改造就是用新思想把头脑里的旧思想“挤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是读书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随后推进到文艺界、学术界和整个常识界。例如,实行戏曲改革,改戏、改人、改制,剔除旧戏中的各种毒素,改革旧戏班社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敬重艺人,提高其政治、学问及业务水平;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批判封建学问;批判影片《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风文艺思想。1954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发展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学问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念得到常识分子的普遍认同。冯友兰说,“在大家社会里,大家底道德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在三年之内,已成为普通人的实践的目标”。文艺工编辑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文艺创作掀起“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热潮。在扫盲等学问普及活动中,男女老少都学习识字,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学问的都来教、没学问的都来学的生动场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教育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如宣传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

  新中国初期新学问建设保障了人民学问权益,塑造了中国精神

  保障了人民的学问权益。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1957年五年学问事业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增加到4.44亿元,学问设施大为改观。到196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23个、学问馆(站)4846个、博物馆193个,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全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58%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81%。1978年全国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5.5%,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高校毕业生累计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211.1万人,分别为新中国前七年的4.7倍和2.4倍,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党和政府将发展少数民族学问作为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中央、西南、西北、中南、贵州、云南等地建立民族学院,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学问。如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牧区也出现了像“乌兰牧骑”这样的红色学问工作队;雪域高原西藏也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影片放映队,学问主体改变;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藏族学问是一种以拉萨为核心、以政教领袖为主体的精英学问,藏族僧侣阶层和贵族受到良好教育,把持着藏族社会的话语权。解放后,农奴、农牧民、猎人、手工艺人、军人等普通藏民作为文学形象逐步走入文学殿堂,为藏族学问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创作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新中国文艺经典。文艺工编辑满腔热情地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如195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西方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典范。1964年9月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更是“洋为中用”文艺创新的巅峰之作虽然借用西式舞蹈、音乐技法,但其思想内容和风格则完全是中国民族化的。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风云初记》《苦菜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如《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时就连续6次印刷,共印刷了39万册;《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计发行100多万册。音乐作品有《我的祖国》《让大家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长征组歌》等。中国画有《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婆媳上冬学》《转战陕北》《八女投江》《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等优秀作品。

  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型学问工程。1953年出版《新华字典》第一部(迄今11版)。1956年6月,标点本《资治通鉴》正式出版。1957年开始修订《辞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典,确立了修订原则: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常识性、稳定性、正面性。《辞源》修订版第一册在1964年7月出版发行。《汉语大字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四史》(点校本) 《清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大典》 《大中华文库》陆续出版。还出版了《全唐诗》《全宋词》等一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典籍和资料书,影印了《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古籍,既普及了传统学问,也对文史学术产生巨大推动。

  构建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精神。近代以来,由于封建制度腐朽没落,中国这个昔日东方大国渐渐落后于时代,西方国家不仅向中国倾销鸦片,使国人“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华民族不仅因落后而挨打,也因落后而失去了话语自信、学问自信。在西方话语中,中华民族成为了劣等民族。黑格尔曾武断地认为,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的结论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抱以负面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开端,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开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涌现了一批如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党员干部,形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民族财富。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

  坚持党对学问工作的领导,倡导“文贵创新”等是新中国学问建设形成的宝贵经验

  坚持党对学问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党把学问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结合时代要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学问纲领、学问发展目标、学问政策,把握学问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学问治理,发挥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制度安排、社会动员等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学问不断开拓创新的根本保障。

  注重模范的道德示范作用。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精神与道德的示范、激励尤为重要。思想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人人都是自我改造的主体,领导干部首先要过“思想关”,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座右铭。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大家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怀着忧患意识和“赶考”情结,始终保持克己、奉献精神,引领全社会形成敬仰英模、学习英模的崇高风尚,英雄人物的爱国奋斗奉献精神,鼓舞了、激励着中华儿女克服各种困难、万众一心、自强不息、一往无前,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

  倡导“文贵创新”,社会主义学问借鉴和利用许多喜闻乐见的传统与现代样式。如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传奇性方法,与新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来反映和揭示生活,塑造了鲜明、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作为正道,极大提高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的艺术品位,使之具有了无法比拟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色。这些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为当代中国文学奠定了基调。新中国画家则提倡“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发掘、弘扬中国的民族学问,写实水墨人物画,在素描与笔墨或彩墨的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在题材上进一步贴近现实社会。苏联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创作的理论、形式和技术手段,影片创作的蒙太奇理论和技巧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学问样式和审美观念,促进了中国学问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学问生活。

  大力建设人民的学问。新中国坚持学问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把满足人民精神学问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辞去了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定居在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经典史诗之作《创业史》。文艺创编辑深入生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仅以真诚和热血创作了受群众欢迎的学问产品,也哺育了一批文艺工编辑和文艺大家。人民的文艺所表达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感染、教育和召唤作用,这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刚刚站立起来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伟大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人们批评这一时期学问多样性不够,文学和政治靠得太紧,但如果能够顾念中国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一盘散沙的历史背景,维护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严峻对立的冷战形势,应该能够理解学问及学问艺术工编辑被赋予的主要是在全社会普及学问、传播社会主义新学问、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

  (编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城手机版客户端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毛爷爷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毛爷爷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④《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⑤《毛爷爷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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