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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61年朝鲜实习生来沪培训述论
发布时间: 2020-07-03    编辑:张正泉 陈德军    来源:ca88手机版登录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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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11月,中朝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学问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学问合作协定》,《人民月24日。)。为了促进两国的技术合作,“朝鲜将派技工和技师来中国学习”(林今淑:《中朝经贸合作》,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朝鲜不断派遣实习生来华接受培训。至1961年,朝鲜完成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工业化基础,朝鲜制定了三个阶段的计划。第一个阶段(1953—1954年)是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1954—1956年)实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朝鲜战争前的水平;第三个阶段(1957—1961年)制订并实行“五年计划”,实现朝鲜工业化的第一步。参见《金日成文选(1945—196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顺利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据统计,1954—1961年间,仅中国上海为朝鲜培训的实习生就达1600多人。(周明伟等:《上海外事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作为中朝传统友谊的组成部分,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多是从冷战背景下探讨中朝两国关系的演变,或者是从国家利益和政党关系方面进行粗线条地勾勒,(关于中朝关系及经济技术援助的相关研究,代表性专著有《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林今淑的《中朝经贸合作》(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钟林的《中朝经贸、技术合作》(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4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沈志华的《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梁志的《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培训——以在沪朝鲜实习生为例(1953—195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等。)至于朝鲜实习生来华之后如何进行管理和培训、效果如何则不甚明了。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以来沪朝鲜实习生为例,拟对此问题进行具体考察,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基本构成

  1954—1955年,朝鲜派遣到中国的实习生大部分是青年,其身份有军人、农民、学生、工人、劳动模范,甚至有“在反帝国主义战斗中的英雄”(《朝鲜实习生在中国工厂》,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中国第一机械工会的报告中还提到朝鲜实习生中“有转业军人、矿山童工、农民子弟”(中国第一机械工会:《关于本会三个厂朝鲜实习生情况报告(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C13-2-226。)。据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一份资料显示:1955年来沪的朝鲜实习生中,有32名工龄为1年或者少于1年的工人,还有23名农民和1名荣誉军人。(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上海朝鲜实习生名册(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B127-2-718。)1958—1961年,来沪的朝鲜实习生逐渐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如1958年上海制皂厂的34名朝鲜实习生中有20名学生和14名工人;中国化学工业社的20名朝鲜实习生、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制造厂的14名朝鲜实习生均为学生。此外,上海益民食品厂、上海正广和汽水厂、上海轻工业科学研究院食品研究所香料研究室等单位的朝鲜实习生来华前均为学生。(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朝鲜实习生名册(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276。)

  由于来华培训的朝鲜实习生渠道众多(朝鲜实习生来沪有成套项目、专项技术、科技合作等多种渠道。参见《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中,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0页。)、身份不一,1961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颁布的《培训外国实习生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国接收的外国实习生,“一般只限于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不培训行政干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培训外国实习生工作条例(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1349。)。因此,1961年上海塑料制品二厂的8名朝鲜实习生均为工人和技术干部,其中工段长和工程师各1人,都是由朝鲜相关工厂抽调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朝鲜实习生名单(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1216。)上海第一毛纺织厂对口援助朝鲜新义州毛织厂,培训的3名朝鲜实习生,“1人为染整车间主任,另2人分别为染色值车工和车备工”(上海第一毛纺织厂:《朝鲜实习生考察性实习总结(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1357。)。

  关于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年龄和政治面貌,据1955年10月的一份朝鲜实习生名册显示,其平均年龄是23岁,最大的41岁,最小的17岁。其中,朝鲜劳动党党员占68%,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占31%。(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朝鲜实习生名册(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B41-2-44。)随着朝鲜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1961年时,大部分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年龄在23—35岁之间,且多为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朝鲜实习生名单(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1216。)

  在接收朝鲜实习生的最初几年,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学问程度参差不齐。如1955年,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朝鲜实习生中有些是高中学问水平,有些是小学学问水平,所以在培训中出现了一些朝鲜实习生听不懂授课内容的问题(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朝鲜实习生培训工作情况汇报(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这就要求上海各实习工厂在制订学习计划时需要对他们区别对待。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朝鲜实习生的学问水平有了很大改观。这是因为从1957年起,朝鲜开始大力开办技术学校,并积极开展四年制初等义务教育、七年制中等义务教育;从1958年起,朝鲜开展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金日成文选(1945—196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G《为了今天,更为了明天——朝鲜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人民日报》1961年7月28日。),“较大的工厂企业都办有自己的工业大学或专科学校”G。1960年9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称:“朝鲜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个人在各级学校中免费学习”。(《兄弟国家教育事业一片兴旺景象》,《人民日报》1960年9月5日。)

  朝鲜战争后,朝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依据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路线进行经济建设布局。(《金日成文选(1945—196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因此,1954年来沪的朝鲜实习生主要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下属的各工厂实习,其中,分配到上海柴油机厂18人、上海机床厂10人、上海锅炉厂13人、上海汽轮机厂9人、上海矿山机器厂3人。(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批朝鲜实习生分配名单(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44-2-26。)根据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对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的报告显示,332名来沪的朝鲜实习生分配到一机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交通部等所属的75家工厂。(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上海市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B127-2-1170。)1956年下半年,来沪朝鲜实习生则大部分在机电、造船工业系统实习,少数在纺织、轻工、医药、商业等单位实习,但到1957年朝鲜“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时,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实习领域变得更为宽泛。如1957年,有一批来沪朝鲜实习生共22名,分别在印染、制药、化工、小机电等行业下属的8家工厂实习。(周明伟等:《上海外事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1959年,有96名朝鲜实习生在中央直属工厂(沪东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实习,199人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下属工厂实习,84人在上海轻工业局下属工厂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外国实习生在沪实习人数统计表(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70-2-765-31。)1961年2月,有一批来沪朝鲜实习生共81名,分别在轻工、纺织、化工、电机、仪表电讯5个工业局及上海畜产进出口企业下属的32家工厂实习。(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贸易局:《关于接待朝鲜实习生来沪实习的初步工作计划(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1357。)

  总体来说,来沪朝鲜实习生在一段时间内身份多样、学问水平参差不齐,后来逐渐转变为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学问水平亦有了很大改观,实习领域从偏重重工业逐步扩大到众多行业。

  对来沪朝鲜实习生的管理

  朝鲜实习生到沪之后,中国有关部门、上海各实习工厂自上而下地构建起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并在日常生活方面对朝鲜实习生进行了周到细致的照顾,为其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组织管理

  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以下简称外贸部)(《中央对外贸易部、商业部成立》,《人民日报》1952年9月4日。),主管对外援助事务,组织所属各进出口总企业落实对外经贸协定。根据有关规定,外国来华实习生的费用开支由政务院各个部门分工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统筹报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对朝鲜技术援助工作内部分工的意见(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170-2-764-29。)随着援外国家增多、实习生队伍不断扩大,1954年又形成两部委管理体制,即“外贸部负责谈判和签订条约,国家计划委员会则联系各部门的实习生,主要安排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工厂实习”(周弘:《外援书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1960年1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国务院批准设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下设成套设备局和经济合作局,负责全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原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负责管理的成套项目援助和财政部管理的现汇援助改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管理。(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史》第3卷,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从1958年9月中国和朝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套设备及机器设备的议定书》(《中朝签订长期贸易协定》,《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开始,一些朝鲜实习生是因成套设备项目而到中国接受技术培训。在成套项目实习生管理方面,最初由外贸部五处负责,1959年11月,中国成套设备出口企业挂牌成立后,转而由其负责协调朝鲜驻华外交部门,管理朝鲜派来的成套设备项目实习生,以及处理他们回国、转厂等相关事宜。(孔方兄:《从事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先行者——记中国成套设备出口企业的历程》,《国际经济合作》1985年第1期。)

  1954年,来沪朝鲜实习生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负责日常工作,交际处负责来沪膳食及住宿接待问题,其中私营企业中朝鲜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由各区党委统一领导”(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关于接待朝鲜实习生来本市实习的工作方案(草案 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关于外国实习生、留学生工作汇报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精神,上海市规定: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有关全市培养训练实习生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定期的讨论和检查对中央指示的政策实行情况,由市委各按系统,分工负责管理,如重工业系统的,由市委重工业部负责,属于轻工、棉纺系统的,由市委轻工业部负责,属于医务卫生系统的,由市委文教卫生部负责,属于交通运输系统的,由市委市政交通部负责”,“技术培训按照中央精神,由上海对外贸易局归口管理”。(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工作部:《关于对上海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加强领导分工负责的几点意见(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A36-1-46-152。)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有关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于1958年7月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主要是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制定外事决策,承担对上海外事工作进行全局引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的职能。对外援助实习生工作则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实行统一管理,并主管实习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关于本市外国实习生工作的情况及今后的改进意见(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276。)

  朝鲜实习生来沪后,中方对其组织管理工作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三大板块”,即各工厂成立引导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以朝鲜实习生工作为中心,结合厂内行政科室和党团工会,下设技术、生活、安全保卫三大板块。其中,引导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往往由厂长任主任,党委书记、总工程师任副主任,此外还包括团委书记、工会主席、人事科长及老师傅的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上海市朝鲜实习生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B127-2-1170。)

  总之,随着朝鲜实习生的到来,对来沪实习生技术培训的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并不断发展,对其后中方开展大规模的援外技术培训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

  (二)生活管理

  1951年,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考虑到“援朝、越经费过去各处批示不一致”,因此提议“不管何处批示,均经财政部统一记账,以便统计和稽核”。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批示:“同意由财政部统一计算”(《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1954年,中财委规定:“所有开支按各大区根据规定垫付,后向其主管部门上报,转财政部报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朝鲜实习生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定(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156-41。)对于朝鲜实习生的生活标准,据1954年中财委《关于朝鲜实习生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定》,其生活费“每人每月三百五十三分(这里的“分”是指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等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于1955年废除。每分价格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政务院制定的《公债条例》计算,每10日公布一次,确保公债不随着物价的飞涨而贬值。参见迟爱萍:《新中国第一笔国债研究——兼谈陈云关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按地区分价计费”,文件还具体指出:“此项开支包括伙食、鞋袜、学习用品及零用费”。(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朝鲜实习生来我国实习人员的招待费及待遇标准之规定(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156-41。)

  自接收朝鲜实习生以来,中方就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他们“从生活习惯上加以适当的照顾”(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由于朝鲜实习生不仅喜欢吃辣,而且他们习惯早上吃干饭,晚上吃稀饭,饮食习惯与上海人正好相反,相关工厂了解后马上进行了改进,受到朝鲜实习生的欢迎。对于体质较弱的、生病的朝鲜实习生,一些工厂还专门设立了“营养餐”制度。(上海工具厂:《培养朝鲜实习生工作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局还要求各实习工厂设立小厨房,为实习生另备朝鲜菜,并在膳食方面“指定政治可靠的炊事员负责”(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上海化工厂对朝鲜实习生则采取了“送至宿舍用餐”的方式,并且要求厨房做到“伙食是经常调换口味的,观察其喜爱的多加以烹饪”(上海化工厂:《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76-3-524-141。)。以上这些做法经过经验交流会先容,很快在上海各实习工厂得到推广。

  朝鲜实习生来沪后必然涉及住宿问题,刚抵沪时中方安排他们住在上海饭店、锦江饭店等处。分配进厂后,朝鲜实习生的住宿“原则上由各区动员各实习厂事先做好准备,如实习厂确有困难时,可接洽附近大厂协助解决,如再有困难时,即请区委指定有关部门负责设法集中解决”(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关于接待朝鲜实习生来本市实习的工作方案(草案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当时上海很多小厂无力解决朝鲜实习生的住宿问题,因此只能将他们转移到大厂或住招待所(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朝鲜实习生来我厂实习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还有些工厂甚至动员本市工人回家居住,以腾出房子安排朝鲜实习生(上海惠工缝纫机制造厂:《朝鲜实习生情况汇报(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1216。)。

  除了食宿之外,一些日常用品如学习用的笔记本以及宿舍内的床、被子、床单等也由中方提供,上海一些工厂还根据朝鲜实习生的特点以及本单位的条件,为他们准备了收音机、运动器具和文娱用品等,朝鲜实习生纷纷表示非常满意(中共上海电焊机厂委员会:《对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1954年隆冬将至,为了解决朝鲜实习生过冬的问题,中国技术进出口企业要求上海各实习工厂为朝鲜实习生每人添置“棉鞋一双、座椅一把、棉线围巾一条、羊毛袜两双、棉帽一顶、线袜六双、马优祥黄皮鞋一双、里绒帽一顶”(中国技术进出口企业:《关于购置朝鲜技术工人所需工具及增添冬鞋、冬帽问题(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4-2-84。)。同年,上海轮船机厂每名朝鲜实习生所领物资包括“被套、棉被、被单、枕头、蚊帐、衬衫、衬裤等,共有20种”。(上海轮船机厂:《朝鲜实习生来厂后工作情况报告(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C13-2-226。)实际上,当时我国棉布供应比较紧张,陈云在1954年9月主持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时曾说:“现在布匹库存已很少,明年一月可能不够供应”(《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可见当时中方不顾自己的困难,仍尽力从生活上保障朝鲜实习生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8年10月,轻工业部做出明确规定,朝鲜实习生初抵上海“如所穿衣服过破或不合乎季节需要以及所带被褥确不够使用,实习人员本人又不能自行解决时”,由实习工厂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购置,即“棉被一条、棉褥一条、床单一条、枕头一个、棉衣一套、绒衣裤一套、内衣裤一套、单制服一套、衬衣一件、胶底鞋一双、线袜一双、棉大衣一件”,共需103.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有关朝鲜实习生和政治引导员的费用开支等问题的通知(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667。)。而1957年时我国大部分合作社社员“生活还在中农水平以下,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好的一百元左右,中等的五十到七十元,差的三十元”(《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不仅如此,在医疗、副食品供应等方面来沪朝鲜实习生也都享受优待。如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建议“朝鲜实习生来沪暂住期间,医疗问题请卫生局指派妇科及内科医生各一人,每天定时至实习生所在地进行巡回诊疗”(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解决朝鲜实习生医疗供给费用的报告及朝鲜实习生名册(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41-2-44。)。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要求每月对朝鲜实习生的副食品供应进行照顾。(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对外国在沪实习生、留学生的副食品等照顾的通知(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70-2-764-95。)

  如上所述,中方有关部门与上海各实习工厂为朝鲜实习生提供的生活待遇超过了当时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反映出朝鲜实习生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而且体现了中国援助朝鲜的国际主义精神。

  对来沪朝鲜实习生的培训

  来沪朝鲜实习生在中国接受培训时既受到了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又学习了专业技术,为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技术人才。

  (一)政治思想教育

  上海各实习工厂对朝鲜实习生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思想教育,如1955年,上海工具厂“以课堂形式进行教育,内容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工具厂:《培养朝鲜实习生工作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11。);上海柴油机厂把增产节约的资料进行翻译,然后对朝鲜实习生讲解(上海柴油机厂:《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报告——一九五四年来我厂实习的朝鲜实习生的实习情况(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除了课堂讲解,上海各实习工厂还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朝鲜实习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

  召开座谈会 在朝鲜实习生来沪期间,各实习工厂的党委书记或厂长定期与他们召开座谈会,解决他们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解答他们的疑问,并开展了一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上海电焊机厂“在朝鲜解放一周年的日子里,党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亲自召开实习生座谈会”(上海电焊机厂:《培训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上海玻璃厂在对朝鲜实习生进行政治教育时,“通过座谈会,用理论提高他们的认识”(上海玻璃厂:《关于朝鲜实习生来我厂实习情况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9-1-31。)。中国化学工业社邀请老工人和朝鲜实习生座谈,“进行新旧社会生活、工作的对比”(中国化学工业社:《培训朝鲜科技实习生牙膏项目的总结(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888。),使朝鲜实习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组织参观游览 1955年,上海塑料厂组织朝鲜实习生参观了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苏联经济及学问建设成就展览会、上海市工人学问宫等。(上海塑料厂:《关于朝鲜实习生来厂3个月的情况汇报(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1216。)有些工厂的朝鲜实习生看到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建设成就非常激动,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回祖国,为未来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上海电焊机厂:《实习生情况汇报(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1961年,上海五洲化学制药厂带领朝鲜实习生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了解鲁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唤醒中国人民与反动统治做斗争的事迹,朝鲜实习生看完后纷纷表示很受感动(上海五洲化学制药厂:《朝鲜实习生情况汇报(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76-3-524。)。

  组织学问娱乐活动 为了丰富朝鲜实习生在沪培训期间的生活,上海各实习工厂经常会组织一些学问娱乐活动。如1958年,上海美术影片制片厂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邀请4名朝鲜实习生演唱了5首中国歌曲,其中朝鲜实习生黄景春用刚刚学会的汉语演唱了影片《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上海美术影片制片厂:《朝鲜实习生工作报告(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77-1-330。),表达了中朝坚不可摧的友谊。又如1960年正值朝鲜解放15周年之际,上海市举办了“中朝友好周”,各工厂组织“实习生观看戏曲《中朝友谊》、《金达莱》、《罗盛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组织群众、实习生观看戏曲演出的通知(1960年)》,上海市档案馆:Q45-2-302-17。) 增进了来沪朝鲜实习生与中国工人之间的感情。

  (二)技术培训

  学习技术是朝鲜实习生来华的主要目的。上海各实习工厂为了圆满地完成培训任务,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并且不断加以完善,以争取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

  在朝鲜实习生分配到工厂之前,主管部门通常提前下发项目清单进行征询,以便了解该厂是否具备培训条件。朝鲜实习生到实习工厂后,能否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与大纲是保证实习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1954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要求各工厂实习生引导委员会统筹编写培训大纲,有条件的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编写教材(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关于接待朝鲜实习生来本市实习的工作方案(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上海新中华刀剪厂还要求制订朝鲜实习生培训计划时要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订出实习的工种项目与要求达到的目标、明确订出教学方法和负责教学人(包括理论教学、实际操纵的负责人)、明确总复习及测验的时间”。(中共上海新中华刀剪厂委员会:《关于各实习厂对朝鲜实习生拟定实习计划的参考意见(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A38-2-351-9。) 又如1955年,中国水产企业上海市企业共有朝鲜实习生3人,其中2男1女,实习期为4月16日至6月16日,主要实习内容是学习机器结网和手工结网。中国水产企业上海市企业结合朝鲜实习生的实际情况,以周为单位制订了实习计划,在培训过程中还对朝鲜实习生进行了测验、定级。(中国水产企业上海市企业:《朝鲜实习生实习工作总结(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9-1-31。)

  在具体培训时,绝大多数工厂采取“师徒制”的方式。根据“十项协议”(即1953年2月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3月,毛爷爷要求将文件转发各地学习。参见《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人民日报》1953年4月23日;《毛爷爷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要求和1954年中财委在《关于制订朝鲜实习生实习计划及贯彻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做出的“防止计划偏高偏低与做到包教包会”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订朝鲜实习生实习计划及贯彻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122-2-610。),上海各实习工厂的老师傅要与朝鲜实习生签订师徒协议,确保他们在培训期结束时掌握一定的技术。如1955年,上海船舶修造厂对朝鲜实习生采取的培训方法是:“以师带徒,签订师徒合同,师徒公约,就地授课”(上海船舶修造厂:《朝鲜实习生实习引导小组一年来引导工作总结(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1959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总结经验时曾提到各实习工厂在培训实习生过程中普遍采用了“师傅做、徒弟看、徒弟做、师傅帮、最后独立操作”的方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外国实习生工作综合报告(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G35-2-124。)“师徒制”中的老师傅要求政治面貌可靠,技术过硬,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对于朝鲜实习生熟练掌握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一机部曾鼓励职工脱产培养朝鲜实习生。(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原实行计件、奖励的职工脱产培养朝鲜实习生后的工资待遇处理问题(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B44-2-200-318。)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明确表示:“专师在培训实习生过程中影响工资收入过多者,可考虑给予适当补助和奖励金”。(专师即专门负责朝鲜实习生技术培训工作的老师傅。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关于本市各工厂中朝鲜实习生工作情况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36-2-92。)上海工具厂为了“减少带实习生的老师傅的顾虑,害怕带实习生完不成自己的生产任务”(上海工具厂:《关于中央检查组检查我厂朝鲜实习生工作的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专门出台了专师考核管理办法,使其可以完全脱产培训朝鲜实习生。中国水产企业上海市企业采取了“奖励专师”的措施。(中国水产企业上海市企业:《朝鲜实习生实习工作总结(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9-1-31。)上海柴油机厂“为了鼓励专师更好的培养和刺激朝鲜同志更好的学习,不但取消了之前朝鲜实习生的废品率与老师傅奖金挂钩的规定,而且还专门设置了老师傅奖励金”。(上海柴油机厂:《朝鲜实习生工作总结(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上海船舶修造厂则提出要严肃处理个别不重视培训工作的干部职工,对于积极性高、表现好的干部职工则要“给予表扬和奖励”(上海船舶修造厂:《朝鲜实习生实习引导小组一年来引导工作总结(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

  在中国接受培训期间,朝鲜实习生不仅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接受了技术培训,中国对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体现了中朝两国间“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的关系,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金日成首相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3日。)

  结语

  如前所述,大多数朝鲜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后,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一定的政治教育,而且在结业测验时大部分人成绩优良(中国化学工业社:《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实习牙膏项目的总结和实习情况鉴定表(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888;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关于培训朝鲜实习生实习饼干、面包项目的总结和实习情况鉴定表(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888;《朝鲜实习生在上海以学习成绩庆祝国庆》,《新民晚报》1957年8月15日;上海第一毛纺织厂:《考察性实习生鉴定(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B134-6-1357。)。这些朝鲜实习生回国后马上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很快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1954年从上海钢筘厂实习后返回朝鲜的平壤纺织机械制造厂技术工人李培益,成功试制出朝鲜第一块钢筘。(《我国积极以物资和技术援助朝鲜》,《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1日。)1955年金利燮到上海玻璃厂,经过一年实习,顺利结业回国。(上海玻璃厂:《关于朝鲜实习生来我厂实习情况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9-1-31。)四年后他再来上海考察时已经成为朝鲜相关领域的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局:《关于接待朝鲜专家金利燮考察费用问题的函(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76-3-641-45。)1955年,上海新中动力机厂在朝鲜实习生正式培训前进行了摸底测试,发现大多数人基础比较差,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然而,通过“师徒制”培训和定期测验、评级等一系列培训措施,最后考核时该厂的朝鲜实习生被评定为“二级技工1名,三级技工26名,四级技工2名,五级技工1名”(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朝鲜实习生来我厂实习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A43-1-37。),超过了预期目标。1960年,上海光学仪器厂的朝鲜实习生朴鹤俊经过6个月的培训,掌握了光学仪器上不可缺少的分划刻度与照相刻度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属于世界尖端水平。(上海光学仪器厂:《为报告朝鲜实习生回国事由(1960年)》,上海市档案馆:B103-3-68。)朝鲜实习生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国从组织管理到生活管理,从政治思想教育到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中朝科技合作委员会朝方组主席田湖善在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上所说,中国“接受、培养了大批的朝鲜实习生,并向朝方派遣了专家,提供了各种技术资料,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徐新民:《科技外事风云录》,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地方,(《上海市人民政府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新中国成立后,是接受外国“实习生最多的地方,也是培训、管理经验最丰富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答复接待外国实习生问题(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70-2-764。),上海各实习工厂探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成为全国援外技术培训的宝贵财富,也使朝鲜实习生具备了专业技术能力,为朝鲜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培养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

  [编辑概况]张正泉,历史学硕士,助教,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所,832003;陈德军,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044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ca88研究》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郑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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