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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 2020-05-25    编辑:李华    来源:ca88手机版登录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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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之前,中意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出现如此状况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对峙。意大利不仅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而且还在联合国参与制造了一系列“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9页。)由于上述因素,直到1970年11月6日,中意两国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在利用相关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对中意关系正常化问题做一历史考察,以期拓展中意关系史的研究。 

  1949—1969年中意两国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21年间中意两国没有建交,但是双方的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一直存在。

  (一)20世纪50年代中意两国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意贸易曾持续了一段时间。1950年,贸易额为1000多万美金。朝鲜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即追随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终止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何忠妹:《意大利的对外贸易》,《外贸教学与研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中意经贸往来重启始于1953年。当时,米兰工业金融界人士、著名社会党人迪诺·真蒂利绕过官方禁令成立了一家企业,探索同包括新中国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由于他到过中国并与周恩来总理建立了友谊,加上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合作,迪诺·真蒂利“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商机,并使意大利的许多企业都参与进来”。(《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同年,“促进与中国经济、学问关系研究中心”在意大利成立,“其宗旨是推动中意友好、发展对华贸易和先容宣传中国的学问艺术”。此后,意大利学问、艺术、妇女、体育、农业、医学和工商界代表团先后访问中国。中国艺术、妇女、学问等代表团也先后去意大利演出和访问。1955年8月23日,意大利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代表团团长费利奥向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提出,意大利政府建议两国先在北京和罗马互设商务处,作为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的第一步。(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对此建议,中方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1955年9月30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彼得罗·南尼和夫人访问中国。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就中意建交问题发表意见说,目前,西方国家在同中国的关系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英国式的,承认了又不完全承认,大家同它互换代办,不互换大使。第二种是法、比式的,不承认中国而承认蒋介石,不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种是完全承认大家而不承认蒋介石,大家同它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意大利想创造第四种办法,就是一方面保留蒋介石的代表在罗马,另一方面则同大家互换商务代表。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造成可以有两个中国的代表机关在一地并存,所以中国不能接受。这样做,就要防止‘两个中国’的阴谋。如果意大利还不能同中国建交,大家可以等待。大家主张同意大利谈判建交问题,同时也包含谈贸易问题。意大利外长提议在伦敦谈贸易,大家准备回答:在未建交以前谈贸易是可以的,但大家力争先谈建交。如果他拒绝谈建交,大家也可以谈贸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1955年10月3日,毛爷爷在会见彼得罗·南尼时说:“对你们促进重建中意两国邦交的努力,大家很赞成。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说到困难,只有一点,大家要求意大利同蒋介石断绝关系,大家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意大利现在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1955年12月14日,意大利加入联合国。《联大根据苏联倡议接纳十六个新会员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6日。),所以不发生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大家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对中国人民并不友好,只要是建立了正常关系,大家也做生意。大家很愿意同意大利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毛爷爷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445页。)当月,“中国政府复告意方,表示欢迎意政府关于发展中意贸易的愿望,并建议在中意政府代表商谈两国扩大贸易的同时,谈判两国建交问题,指出只有建交才能使两国贸易和学问交流得到更大的发展,在两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先互设官方贸易机构是不适宜的”。(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1956年1月11日至6月6日,中意两国驻英官员在伦敦举行了五次贸易谈判,意方仍提出双方互设官方贸易机构的问题。由于意大利同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为了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中方仍未同意。意方“则再次拒绝同时谈判两国建交问题,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意不能单独采取主动”。谈判中,“中方建议作为促进中意关系发展的一个步骤,也可先由两国政府的贸易代表就扩大两国贸易范围和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进行商谈。意方认为由意外贸协会与中国相应机构洽谈为好”。(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后来因美国施压和匈牙利事件后反共浪潮的影响,意大利又改变了态度,对贸易谈判和派遣贸易代表团访华之事故意拖延,导致谈判中断。(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 年第 5 期。)

  1956年2月9日,周恩来接见将赴意大利访问的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就出访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的答复发表意见”:“两个中国”的阴谋原是英国发起的,英国采取的是两面政策。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在联合国中都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这是大家绝对不容许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同意同意大利而同意同埃及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回答是:因为埃及同意大利不同,埃及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即阿拉伯系统,阿拉伯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埃及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万隆会议没有蒋介石的代表。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美国的同盟国家是在联合国追随美国的,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投反对票,埃及是投弃权票的。埃及愿意同中国建交,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暂时尚不能赶走蒋介石代表,不过迟早要赶走的。因此,对于埃及,大家可以同他取得默契,在赶走蒋代表前互设商务代表机构,这样,可以扩大埃及同中国的来往,以促成早日正式建交(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正式建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页。)。意大利政府想利用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办法来敷衍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国内人民,拖延与中国正式建交。如果大家同意设立,那正陷入美国阴谋造成‘两个中国’的圈套,对促成中意建交不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547页。)

  1956年四五月间,中国学问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利昂纳在接见中国学问代表团正、副团长侯德榜和冀朝鼎的谈话中,表示赞成和平共处,并希翼发展意中两国贸易关系。意大利外汇管理局局长卡利和工商协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关蒂埃里也向中国学问代表团负责人表示对发展意中贸易和学问交流感兴趣,他们都对“禁运”表示不满。与此同时,“由11人组成的意大利工商界访问团在中国进行了参观访问,并与中国有关国营进出口专业企业达成了价值为数可观的具体交易。这个代表团返回意大利后,受到了意大利国内各界人士的重视”。(程宏志:《意大利对外贸易往何处去》,《世界常识》1957年第3期。)

  1958年,意大利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后,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与中国的贸易随之增多。同年,意大利国营埃尼集团董事长马太依访华。1959年,以石油部部长助理为首的中国技术代表团又应埃尼集团邀请访意,访问期间中方代表团还会见了意大利外贸和工业部部长。(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二)20世纪60年代中意两国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

  20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表现出立足欧洲的明显倾向,同美国的矛盾有所加深。1964年中法建交后,意大利担心在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华贸易发展方面落后于法国,(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认为意中建交势在必行,对华态度趋向积极。

    1964年1月20日,意大利外交部部长朱塞佩·萨拉盖特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上说:“大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是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但他同时又表示,要在“大家认为适当的时机”予以考虑。(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2—3月,意大利驻香港商务专员圣覃尼罗和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马吉斯特拉蒂先后向中方表示了互设贸易机构以促进相互关系的愿望。但是,中国外交部对意大利的合作建议持谨慎态度。3月17日,中国外交部在请示文件中指出,与西欧未建交国家互设贸易机构“弊多利少,很不合算”,“原则上不宜互设官方或民间的贸易机构。但为了利用它们希翼改善对华关系和发展对华贸易的愿望,鼓励反美情绪的发展,我在作法上可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灵活对付”。(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1964年5月27日,意大利社会党国际部主任、参议员维托雷利在意大利政府授意下访华,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意大利政府的意向,“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但是目前尚有困难,希翼采取政治同经济分开的做法,首先通过加强贸易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8页。)为了充分利用矛盾孤立打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方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方针。5月30日,陈毅副总理在答复维托雷利时说:“中国是愿意发展中意关系的,鉴于意大利政府现在同台湾断绝关系还有困难,大家也不愿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因此,大家同意中意双方先签订一项民间性贸易协定并互设民间性贸易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可享有外交待遇,希翼这一步骤有助于最后导致两国建交”。(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407页。)6月2日,毛爷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维托雷利一行时表示:“你们提出在中国办个意大利展览会的建议很好,经济来往的正常化可以为两国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基础”。(《毛爷爷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维托雷利访HUAWEI中意两国互设商务机构铺平了道路。1964年11月30日,中意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协议规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民间性的商务代表处,名称分别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务代表处’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商务代表处’;双方商务代表处分别由代表1人、副代表1人、助手5人组成,代表和副代表持外交护照,助手持公务护照;双方商务代表处档案中保存的记录和文件不受侵犯”。(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1965年1月和2月,意大利驻华商务代表泽曼拉和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徐明,分别在北京和罗马上任。商务代表处的成立,被认为是“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商务代表处的成立对增进两国进一步了解和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5年2月,埃尼集团再次派团访华,与中国化工企业进行了贸易谈判,并受到陈毅的接见。5月,意大利又派一大型贸易代表团访华,与中国有关企业探讨发展两国贸易问题,并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1966年,中方赴意大利访问的贸易代表团和技术考察小组共24批、129人。1965年,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表示:承认中国不是“是否”问题,而是时间问题。(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然而,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意大利在各种压力下并未采取果断行动承认新中国。 

  1969年中意关系正常化出现转机及动因

  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迎来了转机。曾访问过中国的彼得罗·南尼出任意大利外交部部长。1月24日,他在众议院首次就意大利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意大利最近几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以肯定的方式答复了是否应该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但没有解决‘什么时间’和‘以什么方式’的问题。两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分别在北京和罗马设立了贸易办事处。我认为解决‘什么时候’的时刻已经到来,一旦有可能我将向议会报告‘以什么方式’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194页。)彼得罗·南尼的演说“在意国内外引起轰动反应,尤其在美国和欧洲”。(郁泉锡:《流年似水三十春——我与意大利的一段不解之缘》,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据悉,彼得罗·南尼事先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便采取了主动,只在行动的前一天才通知美国”。当然,中方对于彼得罗·南尼讲话的反应也是“迅速而又及时的”。(《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194页。)两周后,双方谈判代表开始接触就是有力证明。事实上,影响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有以下四个:

  (一)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了对抗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具体表现在:一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潜在的(不利)影响。(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60页。)二是1958年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在中国建立两国共有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中国断然拒绝。三是1959年赫鲁晓夫先是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对“大跃进”等进行“影射攻击”(《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87、131页。),继而撕毁中苏两国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同年8月,印度公然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时,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批评中国的立场。四是1960年赫鲁晓夫利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贬低或压制中国共产党。这都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201页。)之后,两国边界冲突不断。随着中苏紧张局势逐步升级,“北京与西欧反苏伙伴的关系也随之升级成为其削弱莫斯科在亚洲威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Enrico Fardella, A significant periphery of the Cold War: Italy-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1949-1989, Cold War History, 2017,Vol.17, No.2, p.185.)由于意大利将“亲美联欧、抗衡苏联”作为“根本政策目标”(徐宗士等:《试论战后意大利外交政策的若干变化》,《西欧研究》1988年第4期。),所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意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逐渐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新中国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少国家愿意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纷纷表示要同新中国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田志东:《怀念黄镇同志——忆在他主持下的建交谈判》,《外交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以西方国家对华建交谈判为例:首先,法国最先冲破美国的阻挠,于1964年1月27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重大外交行动触动了意大利,在对华关系上,意朝野各方都“基本主张向前走”。(郁泉锡:《穿越意大利时光》,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其次,加拿大“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事实上,1969年5月,中加建交谈判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最后,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就开始将“对华关系正常化纳入外交视野”。(《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Ⅹ页。)之后不久,美国便“做出了一些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可以肯定,上述三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向,直接影响了意大利的外交决策。

  (三)中意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意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驱动因素。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追随美国实行了对华封锁禁运政策,但事实上,1950—1970年,中意两国贸易发展较快,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1950—1970年中意进出口贸易额一览表 单位:万美金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1990年编印,第100页。

  从上表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1950—1970年,尽管两国进出口贸易额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二,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总额要小于从意大利的进口总额,表明在双边贸易中意大利处于顺差状态;第三,1965年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以后,两国贸易量有了明显增加。(郁泉锡:《穿越意大利时光》,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因此,意大利经济界人士看出了“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消极面,认为不接触妨碍意大利为恢复建设和发展经济采取有利行动”。(《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他们强烈呼吁意中建交。由此可见,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四)意大利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

    中意外交关系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意大利国内右派的阻挠和美国的干预”。(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不过,这一情况“随着意大利内政形势以及中美关系演变逐渐发生改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法国学生运动进入意大利”,加之“恐怖主义活动开始抬头”,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意大利政治力量试图以加强中左联盟的方式来应付社会的挑战”。(《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Ⅸ、175 页。)左翼社会主义党派的崛起和发展,为中意建交“提供了条件”。( Carlo Dragonetti,The Understandings of 1970: Normalization of Sino-Italian Bilateral Relation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in 2018,Abstract.)这是因为,首先,意大利左翼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等)“对意大利外交政策完全追随美国”存在疑虑,“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并认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Ⅸ页。)其次,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最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人马里亚诺·鲁莫尔首次组阁的新政府中,吸取了相当数量的社会党人出任政府各部门部长。社会党“公开批评意政府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的做法”,认为“不能让瞎羊领路大家跟着掉入深渊”。(王若茜:《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成功实践——对1964年中意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最后,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曾经访华的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担任外交部部长。1969年1月,他“在众议院宣布有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展谈判”。(《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Ⅹ页。)

  为了尽快促成中意建交,1969年初,意大利政府多渠道地开展同新中国的接触:1月28日,意大利驻法国临时代办卡迪尼通过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马纳克转告中国驻法国临时代办,“他要以意政府名义拜会中国代办,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1月31日,意大利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博林“紧急约见中国驻意商务代表处负责人,建议中意双方就建交问题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进行商谈,希中方尽快给予答复”。2月5日,意大利驻北京商务代表曼泽拉向中方表示:“大家走了第一步,希翼你们能走出第二步”。“意方表示可仿效法国做法,派代表团参加广交会,然后转赴北京,既谈经济问题,也谈政治问题”。对于“意方要求建交的急切表示,中国采取了积极态度,通过法国外交部向意方转告了中方同意谈判”。(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9页。)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三个历史阶段 

  从1969年2月中意开始建交谈判至1970年11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0年11月7日。)历时22个月,历经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中方代表提出中意建交“三原则”与意方的反应(1969年2月7日至4月12日)

  1969年2月7日,中意两国代表在中国驻法国使馆进行了“首次接触”。意方代表首先通报了彼得罗·南尼于“1月24日在意大利众议院所作的关于意方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文本,同时探讨两国进行建交谈判最有效的程序”。中方代表提出:“意方必须接受如下原则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条件:第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承认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与蒋介石匪帮断交;第三,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及合法席位,不再支撑蒋介石匪帮留在联合国机构内。”而意方代表未对上述原则做出回应。(《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月25日,中意两国代表第一次正式会谈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会谈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关于中意建交的前提与基本原则问题。中方代表询问意方对“中方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确切看法,并表示这三个原则是中国政府同其他国家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意方代表表示:“关于中方所提出的三项原则,意方认为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是‘正确’的。而对于第二条原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作出表述是完全正常的,但不应要求意大利政府就此采取立场。”因为“双方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处理问题的逻辑也就不一样”。中方代表重申:“意大利政府接受三项基本原则是继续进行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乃至在北京和罗马互设使馆的重要前提”。之后,“中方代表再次重申了被中方视为基础的三项原则的完整案文”。第二,关于意大利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方代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旨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或制造所谓‘两个中国’观点的任何企图”。关于这一点,“中方代表特别要求意大利政府明确立场”。意方代表回答说:“意大利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仅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意大利政府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原则带来的后果不会仅是两三个,而是很多,双方都要参与处理。如果意大利政府专门提及台湾问题,可能会含混、间接地意指‘另一个中国’的存在。因此,意方只提及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一旦意大利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也就表示意大利政府不再与任何自称中国或某某省的政府具有外交关系了”。(《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9—13页。)第三,关于其他问题。双方就后续会谈需要讨论的《联合公报》文本草拟、在两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4月9日,“中国驻罗马贸易代表应邀直接向意大利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博林递交了中方的《联合公报》草案”,提出:“在相互敬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决定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承认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决定断绝与‘蒋介石匪帮’的一切关系,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不再支撑‘蒋介石匪帮’在联合国的任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决定通过协商,于个月内互派大使。”当日,“博林对中国驻罗马贸易代表表示,中方的《联合公报》草案符合外长南尼提出的原则,除了使用‘蒋帮’一词”。(《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5、47、78—79 页。)

  4月11—12日,中意两国代表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意大利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中方代表请意方代表就第一轮会谈中的几点表述进行澄清:意方曾表示,意大利政府不再与任何以‘中国政府’名义存在的政权建立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台湾当局将“国名”内的“中国”字样去掉,“意大利政府将与之保持外交关系,或领事、商贸、学问关系?意方代表回答:‘不是’”。二是关于意方在联合国大会涉华问题上的立场。中方代表声明,希翼在下列问题上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明确表态:“意大利政府是否会再次向联大提交动议,提议设立中国问题研究委员会?”意方代表在说明了一些理由后说明:“有必要区分开历史与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意方代表重申:“意大利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存在”。中方代表提出:“意大利今后在联合国针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观点将持何种态度?”意方代表声称:如果大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家将只支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权利的动议。三是关于意大利政府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立场。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政府希翼意大利政府就下列问题做出专门回答:“意大利政府从‘根本上’是如何看待台湾地位的?”“意大利政府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意大利政府是否认为台湾地位未‘确定’?”意大利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地理、政治、法律问题。在地理上,意大利国内无人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从1947年各方签署二战和平协议至今,意大利一直与声明是‘中国政府’的那个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从法律角度看,“这仍然是当前意大利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意方一旦与台湾当局“断交”,那么,“自那一刻起,对意大利来说既不存在关于台湾的政治问题也不存在台湾地位问题。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的问题”。另外,也是自那一刻起,“对意大利而言,台湾‘地位’问题在法律意义上不再重要。该省地位将由它的主管政府决定,也就是说由意大利政府承认的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此次会谈虽然在两国建交原则性问题上深入交换了意见,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另外,关于意方对《联合公报》草案的看法,也有待继续讨论。(《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2页。)

  (二)第二阶段:中意双方代表努力推进建交谈判取得积极成果(1969年9月16日至11月28日)

  始料未及的是,4月12日中意第一阶段谈判结束后,会谈出现了5个月之久的中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4月19日,“博林向中国官员澄清,他在前一次会晤中表示赞成中方草案是出于误会,实际上南尼部长认为必须作出重大修改”。(《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他“提议删除第二段(即中方所提《联合公报》草案的第二段:“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承认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决定断绝与‘蒋介石匪帮’的一切关系,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不再支撑‘蒋介石匪帮’在联合国的任何代表。”),同时,增加一句话,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时中方认为,“双方立场差距重新又拉大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是双方会谈中断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二是“意大利政府频频更迭”。(郁泉锡:《穿越意大利时光》,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7月11日,意大利政府更迭,8月8日,阿尔多·莫罗取代了彼得罗·南尼担任外交部部长。莫罗上任以后,指示意大利驻法国使馆“为在两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继续同中方进行接触”。(《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56—57页。)

  9月16日,中意双方代表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会谈。在双方对谈判进展的情况交换了看法后,中方代表指出:“双方还没有就所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涉及台湾这一原则问题上谈不拢”。意方代表再次阐述了意方在一个中国、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9月16日至11月28日,双方代表又进行过多次接触。值得一提的是,9月27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与意大利驻法国大使马尔法蒂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建交等问题进行了交谈。9月30日,马尔法蒂向阿尔多·莫罗提议:“‘如果大家着急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大家就该付出代价’,特别是在意大利对台湾命运的立场方面”。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已经在努力采取实质性举措。在11月召开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上,意大利政府代表对于阿尔巴尼亚等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投了弃权票。而在此前几年,意大利对这一提案一直投的是反对票。这被视为“意中双边会谈取得积极结果之前意方采取的符合逻辑的中间立场”。(《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2、216—217、107页。)

  (三)第三阶段:双方代表在原则立场接近基础上就建交公报达成一致(1969年12月4日至1970年10月31日)

  1969年12月4—8日,中意双方代表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会谈。双方“就最近几个月接触情况交换了意见,旨在意中恢复巴黎谈判之际,对相关要点进行梳理”。中方提请意方注意如下四个问题:引导中方与其他国家建交方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台湾领土归属问题,即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意大利政府与台北当局断交”;“意大利政府在联大涉华问题表决时的态度”。中方希翼意大利政府在《联合公报》中就前两点公开表态,声明支撑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关于后两点,认可意大利将自动支撑中方要求”。意方代表表示:“关于后两点与中方意见一致,但不能同意将前两点纳入《联合公报》或以其他形式分开表态,因为此系中方原则立场,对其作出评价不属意大利政府职权范围”。此外,在宣布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还需要解决互设大使馆并开展工作事宜,以及双方间悬而未决的相互权利,特别是意在华财产问题”。随后,会谈的议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意方陈述了其“1969年及以前联大讨论涉华问题时的立场”、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观点的立场以及根据对等原则互设大使馆等具体问题的建议。第二部分,中方陈述了建交原则以及《联合公报》、互设使馆等具体事宜上的观点。第三部分,双方讨论了对互设使馆地位、设置、运行以及双方悬而未决的权利、财产等问题上的看法。意方还建议,两国“发表一份简短的《联合公报》,宣布意中达成协议(文本类似1964年1月27日《法中联合公报》),然后双方各自发表单方面声明,为避免误会和争执,双方可事先就声明内容交换意见,以便相互匹配”。(《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63—87、108页。)

  经过上述会谈后,双方代表“就中方阐述的‘三项原则’进行了讨论,总体看,不存在矛盾。就双方立场不同之处,各自做了详尽的、令对方满意的澄清”。总体来看,“双方立场已比较接近”,“没有大的分歧”。1969年12月15日,黄镇与马尔法蒂再次举行了会谈,“关于双边关系他们没有补充任何最终意见”。黄镇“赞成已经经过检验的方案,即一项联合公报外加两项分别声明的方案”,“但两项分别声明要相互匹配,基本内容要经过协商”,并表示要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等候具体指示。(《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90、223—224 页。)

  1970年1月27日,中意两国代表在中国驻巴黎使馆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就《联合公报》及两个单方面声明的总体方针、建交以后意大利在华资产和不动产处理方式进行了协商交流。10月27—28日,两国代表举行会谈。意方代表在陈述中首先回顾了以往会晤的进展、成果及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新建议。中方代表就意方关切的在华财产等问题逐一给予了答复。最后,双方就《联合公报》的内容、措辞等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与澄清。10月31日,双方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确认双方就《联合公报》案文及于1970年11月6日20点发表达成一致”。(《意大利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文件、档案及艾尼奥·迪·诺尔弗教授论文)》,意大利:鲁贝蒂诺出版社2010年版,第93—96、139—156、163页。)

  1970年11月6日,中意两国代表在巴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敬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之内互派大使。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大利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意大利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意两国政府商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惯例,在各自首都为对方的建馆及其实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0年11月7日。)至此,历时22个月的中意建交谈判终于圆满落幕。 

  综上所述,中意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走向破产”。对当时试图阻挠中意建交的苏联,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另外,对西欧一些尚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来说,亦产生了积极影响。(郁泉锡:《穿越意大利时光》,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中意建交以来,中意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学问、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全面展开。(《中国意大利建交40周年(1970—2010)》,北京:世界常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3页。)中意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力推动了中欧关系发展,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丁刚等:《温家宝出席中意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暨“中国学问年”开幕式并致辞》,《人民日报》2010年10月8日。) 

  [编辑概况]李华,教授,浙江省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31400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ca88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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