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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工矿地区图书发行工作探析
发布时间: 2020-06-16    编辑:江林泽    来源:ca88手机版登录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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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教育与动员工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图书进行政治教育成为动员工人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曾“印发《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数种小册子”,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办的学问书社通过发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史》等进步书刊,“在湖南的工人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明逵等:《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40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仍然十分重视对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如在1922年6月中共中央实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宣传的主要计划之一;1925年,中共四大进一步强调,由于工人普遍“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常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78页。)由此可见,图书发行是党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依旧十分关注面向工人开展图书发行工作,一方面,作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有必要继续对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并满足其学问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新中国也需要在工人中发行图书以推动技术进步和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因此,工人聚集的工矿地区(本文所指的工矿地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中的工厂;二是工地、油田、矿井等工业区域。)成为新中国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要区域。目前,学界对当代中国图书发行工作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对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情况更是鲜有关注。(笔者管见所及,仅刘彦文在《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以引洮上山工程为个案,分析了图书发行在工地扫盲运动和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其发行途径与主要内容,进而分析其特点与作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流动供应工作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爷爷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爷爷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出版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提出:“过去新华书店以农村为主,现在转为以城市为主,今后应以城市为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那么,城市发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店刊《店务通讯》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答案:“城市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工作,拿大家来说,就是首先要为工人服务”,而要为工人服务,“就不能不首先把发行工作深入到工厂,实行‘送上门去’的办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3—256页。)这充分反映了图书出版发行单位对于为工人服务工作的重视。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各地新华书店为代表的公营书店即已开始在工矿地区发行图书,并在发行实践中根据工矿地区的特点,探索新的发行方式。1949年6月,东北书店(1949年7月1日,东北书店改称东北新华书店。参见周保昌:《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提出,一方面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有必要加强工矿地区发行工作,“编辑出版工作要结合经济建设,发行工作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面向城市,深入工厂,为工人服务,使大家的学问精神食粮成为鼓舞工人生产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坐守门市的传统发行方式在工矿地区并不适用,“工厂的特点是工作时间紧,工人离不开机器,工人下班了,书店也关门了,工人经济条件有限,生活有困难”。(周保昌:《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东北书店不仅特别设立了工矿服务部,而且还定期开展图书流动供应,在工矿地区“散发图书宣传品”。(《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2年版,第20页。)其他地区的公营书店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如山东新华书店将“像在农村赶集串学那样去串工厂”和“在工厂附近摆流动的或固定的书摊”作为做好城市图书发行工作的标准。(王益等:《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新华书店的具体名称曾经发生多次变化,如山东新华书店即在不同时期使用过“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和“山东省新华书店”等名称。为行文方便,本文在涉及书店名称时,一般采用“地名+书店”的统一形式,涉及史料原文者则保持其原貌。)这一时期图书的流动供应取得了积极效果,为此后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规定,新华书店“应采取流动供应队、货郎担、赶集等办法,以求深入农村、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由于图书发行机构暂时没有能力在工矿地区单独设店,因此流动供应成为早期开展工矿地区图书发行工作的必然选择。

  城市中的工厂是开展流动供应的主要区域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新华书店成立了流动供应队,到各大工厂流动供应图书。最初,流动供应队配备了1辆经过改装的中型吉普车,在车上安装轻便书架,便于展览与出售书籍。随后,为了节省汽油,流动供应队改组为3个流动供应小队,“每个小队都配有一辆三轮售书车、三辆自行车,在工厂流动供应时能摆成一列三丈多长的书桌,供工人读者选购”,不仅节约了发行成本,而且扩大了供应范围。(《书店工作史料》第1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年版,第276页。)据统计,仅1950年第2季度,上海新华书店就向“150个工厂、23处学校、15个机关、4个展览会、9个干部会”流动供应了图书,营业额甚至“超过10个普通支店的营业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页。)天津新华书店则与其他发行机构联合组成流动服务队,“将一辆军用大卡车改装成流动服务车,深入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巡回供应图书,深受群众欢迎”。(曹国辉等:《华北区新华书店编年纪事》,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山东新华书店同样也组织了图书流动供应,到工厂、火车站等地推销书籍。(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城市书店工作问题(1949年)》,山东省档案馆:A028-01-115-009。)由此看出,主动到工厂开展图书流动供应是城市书店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地纷纷开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因此,建设工地也是图书流动供应的重要领域。一是城市中的建设工地。1952年,中国图书发行企业(以下简称中图企业)哈尔滨分企业与宣传机构组成了哈尔滨市基本建设学问服务队,“在300人以上的30余个工地进行了各种活动”,利用工人休息的时间进行图书推广是其重要工作之一,共向建筑工人销售了2000余册图书。(李恩禄:《大家是这样配合基本建设的》,《发行工作》1953年第6期。)1953年,西安新华书店与中图企业西安分企业联合组成了西安市基本建设学问服务队,“在工地上进行了图书阅览和图片展览的工作,并作了两次流动推销”,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在举办阅览和展览时,参与的工人“占全宿舍人数的90%以上”。(马玉山:《把学问食粮送到工地上去》,《发行工作》1953年第13期。)二是远离城市的筑堤、修路等建设工地。1951年,为配合治理淮河工程,淮河新华书店成立,下设5个图书流动阅览队,他们在工地组织图书展览,“冒着雨雪上堤,引发了民工的读书热潮”,满足了工人对图书的需求。(《华东新华书店简史(1949—1954)》,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53页。)1952年,为满足天兰铁路建设工地工人的图书学问需要,西北新华书店派出工作组,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把书送到各个工地。此外,在宝成铁路、青藏公路等建设工地中同样不乏图书发行人员的身影。(《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68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努力通过流动供应为工矿地区提供图书服务的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发行效率、扩大发行影响,图书发行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探索在工矿地区设立固定发行点的可行性。如东北新华书店尝试与各大工厂建立联系,通过寄送图书目录、打折优惠和电话购书等措施,帮助“很多工会建立了图书馆”,确立了发行图书的固定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中图企业鞍山门市部则与一处有2300多名工人的宿舍区开展合作“,在三楼走廊辟出一处售书处”,其发行的图书深受工人喜爱,“书拿的少很快就卖光了”,进货数量不断增加。(李馥春:《为国家工业建设服务——先容鞍山第六工人宿舍售书处》,《发行工作》1953年第2期。)建立固定发行点的尝试为随后扩大在工矿地区开展图书发行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发行网点不足的情况下,图书流动供应为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学问需求,而且对工人进行了初步的政治教育。据中图企业上海分企业1953年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工厂最畅销的还是看图识字、新字片、幼稚园读本,以及工人书信、小字典等学学问的读物和工具书”,“科技书在工厂中的销路目前一般只占全部书刊十分之一二”。(胡德馨:《上海分企业的流动供应工作》,《发行工作》1953年第17期。)西北新华书店同样反映,工人“在歇息时间争看有关英雄模范故事的连环画和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故事”。(《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可见,当时主要在工矿地区发行的图书并非是科技类读物,而是开展政治宣传与推广基础学问教育的通俗读物。中图企业哈尔滨分企业面向工人流动供应的书籍,主要包括《中国革命》《赵树理选集》和《速成识字法》等,这些图书“提高了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鼓舞了他们不断的发挥创造性的劳动,同时也活跃了工地学问生活”。(李恩禄:《大家是这样配合基本建设的》,《发行工作》1953年第6期。)主动送书上门的服务形式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据参与淮河治理工程的工人反映:“现在政府真好,不但叫大家打坝子,给粮食吃,还给书看,并且还送上手”。(《华东新华书店简史(1949—1954)》,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工矿地区的图书流动供应工作在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科学学问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固定发行点的建立与图书流动供应的扩大

  1952年,随着人民政权的初步稳固及我国财政状况的好转,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工矿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对工矿地区图书发行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在流动供应已经无法满足工矿地区图书需求的情况下,图书发行单位开始尝试拓展图书发行的途径。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逐渐出现了成立新华书店工矿门市部与书亭、协助建设工矿图书馆、组织工矿义务发行员和坚持工矿地区图书流动供应等多种形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固定发行点与扩大流动供应相结合的图书发行渠道不断发展,为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成立新华书店工矿门市部与书亭  由于图书流动供应难以及时满足工人的学问需求,在国营图书发行单位发行力量有所增长之后,新建图书门市部与书亭成为工矿地区改善图书供应的主要方式。1952年10月,新华书店总店提出:“在今后两年内要基本上做到每县一店,5万人以上的工矿区,也要普遍设店”。(《进一步地实行计划发行》,《新华通报》1952年第4期。)到1954年5月,“已在全国各工矿区建立了164个支店,设在厂矿内部的门市部和书亭,已达109处”。(《加强工矿发行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发行通报》1954年第14期。)其中,仅华北新华书店即在工矿地区新建科技门市部5个、工矿门市部10个和工矿书亭10个,各店均配备专人负责工矿地区图书供应工作。(曹国辉等:《华北区新华书店编年纪事》,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新华书店工矿门市部与书亭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新华书店工矿门市部与书亭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管理制度也随之出台。1956年,新华书店总店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工矿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在工矿地区和工人集中区增设门市部或书亭,基本上做到在15000人以上的工矿区设置综合性的门市部;在5000人以上的厂矿设书亭;2000人以上的设流动书亭”。(《新华书店总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由此,在工矿地区根据工人数量多少设立新华书店门市部和书亭有了明确的规定,并逐渐成为工矿地区图书发行的主要渠道。

  协助建设工矿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出版能力有限,图书数量较少,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协助建设可供书刊循环利用的图书馆是图书发行工作的重点。1950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出,图书发行机构应“协助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建立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会、书报供应站等,以开展读书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1952年9月,新华书店提出:下半年要“协助工矿、农村、部队建立图书室5万个”。(《新华书店1952年下半年度工作计划大纲》,《新华通报》1952年第1期。)此后,协助工矿地区建立图书室并为之补充书籍成为图书发行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新华书店总店发出的《关于加强工矿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通知》规定:“各地工矿图书室与新华书店应普遍订立定额供需合同,克服采购与供应工作中的盲目性,对于对象专门的科技书和重点书籍,可采用预订、预约登记、系统发行等办法,保证满足供应”。(《新华书店总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由新华书店定期向工矿图书馆供应图书成为工矿地区图书发行工作的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图书发行机构为工矿图书馆提供的图书并不是仅限于科技类图书。1959年,重庆新华书店协助当地工矿企业建立了专题阅览室、资料室共600多个,其中不仅包括8个机械化专题阅览室和备有3000多册专业科技书籍的技术资料柜11个,(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华书店:《在厂矿建立专题阅览室的经验》,《图书发行》1960年5月12日。)而且“协助各厂矿建立了21个哲学资料室,做到了政治理论书籍下车间”。(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华书店:《主动热情面向生产做好厂矿发行工作》,《图书发行》1960年2月25日。)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大力支撑下,工矿图书馆对工人提升政治觉悟和获取专业常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工矿义务发行员  为了更好地满足工矿地区的图书需求,图书发行机构还在工人中组织了义务发行员,利用其与工人联系密切的优势开展图书的宣传、征订与代销工作。1954年,株洲新华书店在当地工厂中首先组织了45个义务发行员,“把图书目录或预订办法直接寄给他们,他们收到后就贴在车间很醒目的地方,组织读者预订,并按照规定时间送到书店,书到后又马上收款或通知读者来书店取书”。(戴泗斌:《株洲支店加强对工厂的供应工作  第1季销货额比去年显著增长》,《发行通报》1954年第12期。)由于这种方式既扩大了图书发行的数量,又降低了发行成本,因此得以迅速推广。1956年,新华书店总店提出,各地书店“可根据需要与可能条件,在各厂矿工地、企业中挑选一个或几个积极、正派、喜欢读书的工人或职员作义务发行员”。(《新华书店总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组织义务发行员逐渐成为工矿地区加强图书宣传和发行的方式之一。

  由于义务发行员来自工人,对工人的喜好和需求非常熟悉,因此对工矿地区开展图书发行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北京石景山新华书店“组织了上百名业余性质的义务发行员”,分布在石景山钢铁厂各个车间,“负责宣传书籍、反映需要情况、组织图书登记”,“这些义务发行员工作在各个生产部门,最了解生产关键和需要情况,因而书店就能及时地通过他们了解各厂的需要情况,更合理的分配图书;同时书店的有关重点推荐书,也能通过他们向广大工人宣传,使工人及时知道图书出版情况”。(贡志发:《发愤图强为钢铁增产服务》,《图书发行》1960年9月29日。)这种密切联系工人的发行方式取得了较好的发行效果。1959年,重庆新华书店“配合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的重点书籍发行,通过各厂矿业余发行员协助宣传推荐代购”,合计发行图书超过20万册。(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华书店:《主动热情面向生产做好厂矿发行工作》,《图书发行》1960年2月25日。)

  坚持工矿地区图书流动供应  随着新华书店门市部与书亭、图书馆和义务发行员等发行渠道的拓展,流动供应虽然不再是工矿地区发行图书的唯一途径,但图书发行机构仍将其视为工矿地区图书发行方式的有力补充。一方面,图书流动供应有利于加强发行人员与工人的联系,增进其对工业生产的了解,进而提升发行图书的针对性,协助解决工人生产中的实际困难。1960年,鞍山新华书店深入炼钢厂流动供应图书,工作人员把工人提出的“30来种为生产急需的书,都及时登记下来,想方设法找到书,一一送到读者手里”;(《鞍山市店深入钢厂跟班供应图书》,《图书发行》1960年3月24日。)济南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在12个工厂跟班劳动了207个劳动日,通过边劳动、边了解、边宣传、边发行的工作方法,熟悉了生产过程,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向这些工厂供应书籍1.7万余册,协助解决技术难关173个。(济南市新华书店:《敢想敢干大闹革命        积极参与组织人民学问生活》,《图书发行》1960年6月9日。)另一方面,对于远离城市的矿山和工地,图书流动供应仍然不可或缺。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兴安岭林区,内蒙古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白天就在各工棚摆摊售书(工人伐木分两班作业),晚间也串棚供应”,在3天时间内,携带的2麻袋图书大部分已售出。(刘海春:《在莽莽林海留下的印记——记第一次下基层书店搞调研工作》,郝振省:《书店的故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在引洮上山工程中,新华书店发行人员组成了“引洮工程供应队”,1959年即发行书籍15.6万余册,其中政治类书籍占80%以上。(常振业、文子:《更好地为引洮工程服务》,《图书发行》1960年1月28日。)

  不难看出,为了加强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图书发行机构逐渐改变了单纯的流动供应方式,转而采取新华书店门市部与书亭、工矿图书馆、义务发行员和流动供应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图书固定发行与流动供应往往双管齐下。如1960年,淮南新华书店根据工矿不同的规模采取了不同的供应方式:对于万人以上的大型矿井“采取设点供应”,对于人数较少的矿区“仍采取流动供应方式”。实际上,即使在已设立书亭的大型矿区,新华书店发行人员也没有坐守门市,而是采取灵活的发行方式,“工人上班时间,书亭同志就背着书去流动供应,工人下班时,就开门营业,因此很受职工们的欢迎”。(孙东莱:《更要踏踏实实地为煤炭工业服务》,《图书发行》1960年1月7日。)重庆新华书店一方面建立书亭,“为炼钢工人留存一些适合他们需要的政治理论、科学技术以及优秀的文艺书籍”;另一方面“把书挑到车间、食堂、会场,利用工人交接班、吃饭、班前班后会议的时间,摆摊供应”,受到工人的称赞,“成为党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工人共产主义觉悟的组成部分”。(《以保钢服务为中心开展图书发行工作革命》,《图书发行》1960年9月22日。)1966年,济南新华书店则采取“积极做好门市阵地服务工作”“天天安排力量下厂设摊”和帮助工厂图书室“检查存书、补充缺书”相结合的方式,为工矿地区供应图书。(张醒民:《面向厂矿主动服务——济南市店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图书发行》1966年3月21日。)通过丰富多样的发行方式,图书发行机构将大量书籍送到工人手中,为发挥图书所具有的政治教育和学问传播功能奠定了基础。

  工矿地区图书发行工作的特色与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图书发行机构的不断努力下,各式各样的图书源源不断的被送到工矿地区和工人手中。从服务形式和发行内容两个方面来看,1949—1966年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具有显著特色,能够更有效地发行和利用书籍,并为工矿地区在政治、经济、学问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服务形式

  在服务形式方面,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与传统书业的发行工作存在明显差异,这不仅体现出了新中国图书发行工作的特点,而且为工矿地区更加有效的分配和利用图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图书发行机构主动向工矿地区供应图书,而非被动地等待读者上门。无论是坚持图书流动供应、成立新华书店门市部与书亭、协助建设图书馆,还是组织义务发行员,都体现了图书发行机构的主动性,正如新华书店总店所说:“克服等读者上门市来的等待主义,转变为利用书亭、流动队送上门去的发行工作上的群众路线,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问题”。(《新华书店总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如在1960年发行《毛爷爷选集》时,“为了及时把《毛爷爷选集》第4卷送给节日仍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工农读者”,天津新华书店组织流动服务队,主动将《毛爷爷选集》送到钢厂工人手中。(《〈毛爷爷选集〉第4卷发行盛况空前》,《图书发行》1960年10月13日。)西北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看到各地汇总的《煤矿安全管理》《煤矿技术操作规则》订数仅有几十册,“于是直接去陕西省煤矿管理局谈煤矿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推荐这两本书”,陕西省煤矿管理局随即通知下属各矿务局,“一夜之间订数由几十册上升到几万册”。(《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江都新华书店在每期《科技新书目》出版后,主动“用通知单或电话通知有关单位,先容每一期书目中适合他们需要的品种,提请他们注意订购”。(房坚:《做好重点提示便利读者订购——大家解决了读者不能利用〈科技新书目〉的问题》,《图书发行》1964年10月21日。)在工矿地区采取主动发行的方式,既可以弥补工人买书不便的不足,又便于工矿了解最新的图书出版情况,从而为其提供更好的图书服务。

  第二,加强图书宣传,增进工人对图书的了解。为了帮助工人理解和接受图书中蕴含的革命理念和进步学问,西安新华书店在工矿流动供应图书时,携带了“有关抗美援朝、先容先进生产经验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等方面”的通俗读物和连环图画。为了强化工人的相关认识,书店还采取了各种宣传措施,如举办展览,将上述图书和画片的主要精神先容给工人;“利用吃饭时间通过广播给工人们作先容”,帮助工人了解图书的内容,增加工人阅读的兴趣;组织读书座谈会,“漫谈阅读图书的感想,并组织工人们写阅读感想”。通过一系列宣传,“使工人们受到了一定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与工作热情”。(马玉山:《把学问食粮送到工地上去》,《发行工作》1953年第13期。)

  第三,明确读者需求,为工矿地区提供专业服务。与面向大众的图书发行不同,工矿地区发行的科技类图书不仅“读者对象明确、供应图书的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汪轶千:《六十载书店生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而且“内容复杂,有的甚至书名都不好懂”,发行难度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如主要服务工矿地区的南京新华书店大厂镇门市部“全部备货五千余种图书中,科技书占三分之二”;(南京市新华书店:《为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服务——先容大厂镇门市部的科技书发行》,《图书发行》1964年11月11日。)专为鞍钢服务的中图企业沈阳分企业鞍山门市部,在全部门市销货中科技类图书占62%。(中图企业沈阳分企业:《配合经济建设,做好发行工作》,《发行工作》1953年第16期。)由于供应对象和图书内容较为专业,因此对工矿书店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山东新华书店提出,工矿书店应“普遍聘请书籍顾问”,还可以“经常组织科技方面的专家,给全体同志做报告”,“以提高业务水平”。(《新华书店山东分店1956年工作计划》,山东省档案馆:A028-01-127-001。)南充新华书店则举办了专业书籍展览,“邀请技术干部现场引导”,“使许多专业读者成了书店的熟人和朋友”。(《举办专业书籍展览  邀请读者参观存书》,《图书发行》1966年1月1日。)1964年,济南新华书店“掌握了570多位理、工、农业方面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对图书的需要情况,建立了卡片”。(《济南市店计划发行部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添弹助粮》,《图书发行》1964年4月1日。)正是出于对专业书籍的高度熟悉,当读者将所需书名中的“交流”误写为“感应”时,重庆新华书店仍能将《交流电动机接线概论》一书准确供应给读者。(陈钟义:《勇于负责的人》,《图书发行》1964年1月1日。)

  第四,通过管理和充分调研,合理配售专业书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版业所生产的不是简单的商品,而主要是思想和政治的宣传品,所以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社会主义改造应当走在一般企业的前面”,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很早就确立了“必须逐步地由国家完全掌握”的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6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9页。)到1958年,图书发行市场最终“形成了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在出版力量不足时,实行统一管理的发行体制有利于实现对图书合理、高效的分配,将有限的科技类图书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如山东新华书店提出:“对内容专门、对象明确、适合专业需要的工具书、参考书和资料性研究性的图书,应优先供应有关专业部门或个人”。(山东省新华书店:《销货店加强计划发行合理分配图书试行办法(1962年)》,山东省档案馆:A028-02-015-009。)兰州新华书店则“在调查读者需要的基础上,实行了科技书籍配售办法”,将《矿石分析》配售给国家地质部、《石油工厂自动控制仪器的应用与修理》配售给兰州炼油厂,配售图书数量一度达到销售总量的69%。(《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在科技类图书出版数量有限而读者需求极为迫切的情况下,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国营图书发行机构通过有计划、有重点的在工矿地区发行图书,提升了供应效果,使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二)发行内容

  在发行内容方面,由于新中国图书发行机构很早就形成了“不要认为工厂即是工业,凡是科技书都带去,实际上大家供应的对象不是这一行业而是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的认识(胡德馨:《上海分企业的流动供应工作》,《发行工作》1953年第17期。),因此,在工矿地区发行的图书并不局限于科技类,而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学问等不同种类,这些不同种类的图书为工矿地区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帮助。

  第一,工矿地区发行的科技书籍促进了相关技术的进步。由于图书发行机构与工矿企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供应的图书能够有的放矢,为工矿开展技术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如1959年,上海新华书店多次为先进工编辑王林鹤提供资料,协助其研制成功“高压电桥”这一精密仪器。(《华东新华书店简史(1949—1954)》,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1960年,锦州新华书店成立面向工矿地区的“高精尖服务小组”,为工厂寻找技术资料,“仅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为各单位猛攻‘高精尖’提供了60多项(次)资料”。(关书璋等:《为猛攻“高精尖”输粮送弹》,《图书发行》1960年4月14日。)1966年,山东济南纱厂改进技术时遇到金属浇铸问题,当地新华书店的同志“赶紧查找了几十种图书,选了8种有关锌合金铸造方面的书送到该厂,读者参考《有色金属及其熔炼》一书,改进了熔剂和浇铸温度”,攻克了难关。(张醒民:《面向厂矿主动服务——济南市店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图书发行》1966年3月21日。)可以说,发行科技类图书对各地工矿企业的技术改进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工矿地区发行的政治类读物对工人进行了初步政治教育。工矿地区是工人的聚集地,通过图书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培养其主人翁意识,同样是图书发行机构的重要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新华书店“经常深入农村、工厂、街道进行流动供应”,扩大了爱国主义宣传“,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表现得更加积极”。(《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195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18日)》,山东省档案馆:A028-01-113-007。)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中,工矿书店积极发行《工人阶级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一书,“及时地配合了各地工人系统地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收到了很大的政治效果”,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仅华北地区发行数量即接近50万册。(曹国辉等:《华北区新华书店编年纪事》,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政治类读物同样受到图书发行机构的高度重视,如苏州新华书店不仅向工矿流动供应《毛爷爷著作选读》和《美帝侵华史》等读物,而且在协助建设图书馆时“重视通俗政治读物的采购和出借”。(江苏省店通讯站:《革命图书送到厂  促进生产新高涨》,《图书发行》1965年11月1日。)山东新华书店在发行《毛爷爷选集》时优先照顾“新建大型厂矿、水利工程的需要”。(《山东省新华书店关于分配一批〈毛爷爷选集〉普及本的通知(1964年12月22日)》,山东省档案馆:A028-02-132-010。)工矿地区发行的大量政治类读物对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工矿地区发行的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的通俗读物,在满足工人学问休闲需要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时代精神的熏陶。用通俗读物宣传革命精神是新中国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如在大兴安岭林区流动供应时,内蒙古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不仅教林业工人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而且大量发行了《把一切献给党》《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文学作品。(刘海春:《在莽莽林海留下的印记——记第一次下基层书店搞调研工作》,郝振省:《书店的故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酒泉新华书店在石油基地售书时,同样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读物为重点,描写苏联在远东森林中建设输油管道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书籍深受石油工人喜爱。(《西北大区出版史(1949—195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发行反响中,可以看出革命文学对工人的感染作用,如上海一位残疾工人表示:“读了这本好书,使我解决了自残废以来存在着的思想问题,更加坚定了学习信心,我一定要争取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沈阳几位工人“因为受了保尔的影响而坚定了阶级立场,向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保尔的英雄形象鼓舞了每一个年青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行效果综合报道》,《发行工作》1953年第14期。)

  总体而言,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新中国图书发行机构将内容和种类各异的图书送到工矿地区的工人读者手中,不仅实现了政治宣传与科学学问传播的目的,而且由于工矿地区的特殊性,其发行工作对当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乃至经济建设产生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结语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版发行工作的主要受众并不是传统书业所重视的具有一定经济和学问基础的常识分子阶层,而是以“大多数的人民——工人、农民的需要为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大力开展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有利于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与科学学问素质。与此同时,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工业是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的重点领域,“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爷爷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因此,作为开展工业建设的主阵地,加强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有利于发挥图书在鼓舞工人斗志和改良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工矿的建设和生产效率,进而增强经济效益。

  在经过长期探索之后,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首先,由国营图书发行机构统一领导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提升了专业图书发行的效率。其次,国营书店通过主动供应,将科技图书、政治读物和文学作品发行到工矿地区,不仅合理配售了数量有限的科技图书,而且通过积极宣传和引导,将政治读物和蕴含着革命理念的文学作品送到工人手中,对工人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总体而言,1949—1966年的工矿图书发行工作,实际上发挥了将工矿企业铸造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企业、将工人培养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红色催化剂”作用。尽管由于条件所限、经验不足,在具体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书严重脱销”和“书籍积压在书店卖不出去”等问题,但其成绩和价值仍然是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2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这一时期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在政治宣传、经济建设和科学学问传播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编辑概况]江林泽,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50100;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站博士后,2501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ca88研究》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郑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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