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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年新中国生产救灾的地方实践
发布时间: 2020-07-06    编辑:曹佐燕    来源:ca88手机版登录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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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50年新中国生产救灾的地方实践

  ——以山东省五莲县为例

  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年,但同时也是遭遇严重灾荒困难的一年。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统计,这一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万亩,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十六个省、区,四百九十八个县、市的部分地区”。(《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正因为1949年灾情严重,并延续至次年,导致1950年遭受春荒的人口高达4920万(《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对此,党和政府积极组织开展生产救灾工作,迎来了农业丰收。生产救灾既包括救灾,也包括生产。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救灾实践与经验得出的,其显著区别于历史上的“消极的临灾治标和灾后补救”(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页。)。学界既有研究虽已注意到了1949—1950年生产救灾在新中国救灾历史上深远的影响,但过于笼统,多侧重于对救济的论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孟昭华等:《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朝峰:《中国共产党救治灾荒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其实,1949年“自春至秋,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为最严重”。(《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9页。)因当年夏秋之间雨水过多,加之河道年久失修和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各大水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山东省103个县遭受水灾,1248万多亩耕地被淹。(《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第13页。)地处山东半岛南部山区的五莲县,因地势特殊,不但易发生水旱灾害,而且在当年还遭受了严重的风灾、雹灾。(《五莲县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对此,五莲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生产救灾工作,在1949—1950年落实各项生产救灾举措,迎来了丰收。本文以五莲县为例,在相关档案资料和已出版史料基础上,对1949—1950年新中国生产救灾的地方实践进行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伊始生产救灾工作的开展及影响,以深化相关研究。

  一、冬季生产救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遭遇了全国性的灾荒,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对此,美国不断以灾荒情况发动舆论攻势。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同时公布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信中称:“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艾奇逊致杜鲁门信全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28日。)显然,救灾问题既关乎民众生产生活,又关乎新中国的国际声誉。为此,1949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00页。)12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紧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提出:“救灾的方针应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2页。)其中,生产又可大致分为副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但更侧重农业生产,强调“农业生产是救灾的根本办法”。(《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第17页。)由此可见,生产救灾的重要目的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2月29日,中共滨北地委指示五莲县:“大家的总任务仍是继续贯彻生产救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均必须服从这一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结合进行。一切均须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计划提纲(1949年12月29日)》,五莲县档案馆:2-2-3。)

  除自然因素外,五莲县出现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劳动力短缺。作为抗日根据地和老解放区,五莲县民众积极支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1949年,全县先后有8808名青年参军,19559人参加民兵队,944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80%的村庄有了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五莲山区有2541人自愿参军,解放战争时期五莲县先后有6267名青年参军入伍。参见《五莲革命史(1919—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五莲县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463、471页。)“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壮年随军支前去了,后方的广大妇女、老人和儿童挑起了生产和支前的两付重担”。(《五莲革命史(1919—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同时,五莲县也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烈属、军属有10139户,其中5378户烈属、军属没有劳动力。(《中共五莲地方史》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为此,五莲县因地制宜,在冬季重点开展了固定代耕(固定代耕是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实施的一项优待政策,主要是指党和政府组织民众,帮助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军属耕种土地。)和积肥运动。

    一方面,五莲县通过固定代耕的办法解决了全县烈属、军属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五莲县开展饮水思源、回忆对比和义务代耕教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固定代耕工作。首先,各村召开代耕会议,表扬表现较好的代耕农户,批评代耕不认真的农户,从而树立起正面代耕典型,在全村起到引领作用。其次,代耕会议结束后,各村再将固定代耕基本固定到各生产组。通过上述工作,固定代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49年五莲全县固定代耕到组的只有22个村,1950年全县621个村仅有3个村没有固定代耕到组。(《整风会议大会座谈发言(1950年11月27日)》,五莲县档案馆:1-2-7。)最后,在固定到组的基础上,组员选出小组长及代耕委员会,由其负责检查代耕工作,将代耕工作固定到户、落实到人。在整个过程中,五莲县注意工作方法,规定先给没有劳动力的烈属、军属开展春耕准备和春耕生产,并“有重点、有条件的试验一个村的包干制”(中共五莲县委:《贯彻实现地县委春季工作计划(1950年4月1日)》,五莲县档案馆:1-2-11。)。最终,1950年五莲县开展的固定代耕工作效果良好,不但广泛落实了固定代耕,而且在整个代耕过程中仅有4起不良现象,远低于1949年的24起。(《五莲县委整风会议记录(1950年11月27日)》,五莲县档案馆:1-0-3。)

  另一方面,五莲县又通过积肥运动努力提高粮食产量。1949年五莲全县粮食亩产仅有77.6公斤,约相当于1936年粮食亩产量的85.37%。增施肥料是当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办法。1949年五莲县基本没有化肥,主要是圈肥。多数农户缺畜少圈,圈肥量少质差,每亩施圈肥量只有600公斤左右,仅为20世纪80年代每亩施圈肥量的1/5,(《五莲县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123页。)这显然满足不了提高地力的需要。养猪是农村传统积肥方式,能有效增加圈肥。有鉴于此,中共滨北地委特意要求五莲县增加圈猪积肥,平均3户养1头猪。(《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计划提纲(1949年12月29日)》,五莲县档案馆:2-2-3。)肥料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影响因素。为解决肥料不足问题,五莲县在冬季开展了堆草、堆土、堆粪“三大堆”运动,并迅速形成了家喻户晓的积肥运动。1950年1月,五莲县大部分村都广泛地开展堆草、堆土、堆粪运动,还大量拾粪、烧土、积尿、积干灰、沤土。(中共五莲县委:《冬季生产备荒与总结评比工作综合报告(第1号 1950年1月10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五莲县持续开展积肥运动,实现了每亩多上半车肥到一车肥的目标,为春耕春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春季生产救灾

  为了使各有关部门互相配合、步调一致,1950年2月27日,中央成立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主任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作为全国救灾工作的最高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全国救灾工作,确立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救灾方针。(《生产救灾》,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5页。)鉴于各地的灾情及条件差异性较大,中央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确定各自的救灾方针。中共五莲县委根据实际情况,最终确定了以“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的救灾方针。(中共五莲县委:《关于我县病冻饿死人的专题报告(第1号 1950年4月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在此方针引导下,3月18日,中共五莲县委再次明确指出,生产救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春耕生产是关键。(《检查春耕救灾综合意见今后意见(1950年3月18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在五莲县,不少乡村干部延续传统观念,认为民众自己会生产,“生产不是任务,救灾是任务”。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这一错误认识,中共五莲县委及时批评了“孤立救灾忽视生产的思想”,强调“救灾为了生产”,不能“为救灾而救灾”。(中共五莲县委:《五莲县委生产救灾工作综合报告(第4号 1950年4月2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为此,五莲县主要领导在春耕伊始便分赴各区,重点布置春耕春种工作,帮助基层干部积极开展生产救灾。针对一些民众怕春耕过早而影响出苗的疑虑,五莲县通过科学说明,打消了民众的顾虑,从而有效推动了春耕生产。

  (一)及时提供救济粮,保证春耕顺利进行

  为保证春耕顺利进行,五莲县政府为各地农民及时提供了救济粮,并通过科学合理地分配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普遍灾荒的情况下,救济物资来之固不易,而发放更困难,因为发放必须恰得其时,恰如其分,时间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发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对此,五莲县政府在春节前后、春耕时期和麦收前青黄不接之际投入了大量救济粮,“在灾民饥饿不能劳动,妨碍春耕春种的情况下,则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给以必要的扶持是能起头等作用的”。(《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第36页。)春耕时期五莲县政府下拨13万斤救济粮,同时还处理了土地改革以来的“果实尾巴”。(果实尾巴,指土地改革时期从地主家没收的粮食和金钱等尚未分配的部分。参见中共五莲县委:《五莲县委关于春耕生产救灾渡荒的情况报告(第2号 1950年3月2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这些救济粮有效地保障了灾民顺利开展春耕生产。1950年5月进入青黄不接之际,五莲县政府下拨150664斤救济粮,帮助灾民度过春荒,有效避免了吃青、卖青现象。麦收前山东省政府又下拨了10万斤救济粮,解决了五莲县灾民夏锄的口粮问题。(五莲县政府:《综合报告(第5号 1950年5月31日)》,五莲县档案馆:2-2-3。)

  (二)积极选育、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努力实现农业增产

  五莲县多山地,民众普遍种植地瓜,并以地瓜为主粮。1950年,五莲县结合地形特点,选育和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其中,“胜利百号”地瓜可以提高产量30%—50%,每亩增产1000斤。“胜利百号”地瓜的生产基地在崂山,1950年春,从崂山到五莲的路上,形成了“小车推、汽车载”(中国共产党胶州地方委员会:《整风学习中发现党内不良倾向的综合报告(1950年8月10日)》,五莲县档案馆:1-0-2。)运地瓜的繁忙景象。经过1950年春的推广,有效保障了五莲县民众的口粮问题。

  (三)适时贷放贸易粮,制止灾情蔓延

  至1950年四五月间,五莲县灾荒愈益严重,急需救济的灾民约4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2.77%。(中共五莲县委:《情况报告(第3号 1950年5月23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鉴于此,1950年5月,山东省政府拨给五莲县5万斤贸易粮。(贸易粮是国家在计算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库存时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的统称。本文的贷放贸易粮指国家按照公私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灾荒严峻之际贷放粮食给缺粮民众,交换民众夏收、秋收后的农产品,从而帮助民众度荒。中共五莲县委:《综合报告(第5号 1950年5月23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5月30日,五莲县政府将再次接到的30万斤贸易粮迅速分配给各区。五莲县各区均得到了2.5万斤左右的贸易粮。(《滨北五莲县政府关于第二批贷放贸易粮的通知(1950年5月30日)》,五莲县档案馆:2-2-3。)大规模地贷放贸易粮可以实现公私两利,既能解决春荒和夏锄期间的口粮困难,又能节省国家财政开支。“据各地经验,一般可以多用贷粮,减少救济粮。这样不仅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且可鼓励督促群众生产”。(《生产救灾资料特辑》,山东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处1950年编印,第18页。)五莲县灾民也积极支撑贷放贸易粮,因为这样能有效避免高利贷的盘剥,有助于他们度过春荒、开展农业生产。及时贷放足量的贸易粮解决了民众的缺粮问题,据五莲县政府1950年5月底的生产救灾工作报告记载,该县此时已有足够的救灾物资,“不须上级再拨粮”。(《五莲县政府五月份生救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5月31日)》,五莲县档案馆:2-2-3。)

  (四)适当推行社会互济、自由借贷等救灾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互济是民间传统的自觉救灾行动,亦是常见的赈灾措施。冬荒以来,五莲县委、县政府积极发挥民间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组织动员与宣传教育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社会互济力量。1950年3月25日,五莲县松柏区松柏林村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农会讨论,开展回忆对比教育,当即便有93户自愿捐助地瓜干720斤。(中共五莲县委:《关于春耕生产救灾渡荒的情况报告(第2号 1950年3月2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与此同时,中共五莲县委还号召民众以无利息和低利息开展自由借贷,从而有效地防止了高利贷现象的发生。截至4月25日,全县19个村的民众以无利息借出、低利息(最高三分利息)贷出的粮食便有13720斤。(中共五莲县委:《五莲县委生产救灾工作综合报告(第4号 1950年4月2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5月15日,五莲县政府发起“4万斤干菜互助运动”,开展社会互济。至5月底,全县5个区便互济粮食6783斤、干菜9311斤。(《五莲县政府五月份生救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5月31日)》,五莲县档案馆:2-2-3。)五莲县灾民通过社会互济和自由借贷拓宽了救灾渠道,增强了群众的救灾信心,提升了其农业生产积极性。

  三、生产救灾的经验与启示

  至1950年6月10日,五莲县开始全面麦收,五莲民众度过春荒,迎来了丰收。(中共五莲县委:《综合报告(第6号 1950年6月26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从1949年夏秋至1950年初夏,五莲县的生产救灾工作贯彻落实了党和政府的生产救灾方针,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关注薄弱环节,加强对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

  1950年1月9日,内务部下发《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强调:“今日救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组织与领导”。(《生产救灾》,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9页。)对此,中共五莲县委要求全县干部在整个生产救灾过程中积极组织民众、领导生产。即便一些基层干部因未能正确理拯救灾方针而在工作中产生实行不力的现象,也能很快予以纠正。有的干部听到上级号召领导生产,很不理解,“感觉老百姓还不知道生产吗?”(《五莲县学第一期支部轮训总结(1950年1月19日)》,五莲县档案馆:1-2-4。)中共五莲县委就此结合党支部轮训,帮助基层干部认识到“搞好生产救灾不在于灾情轻重,关键在于从思想上发动干部群众”。(《生产救灾工作综合报告(第1号 1950年2月)》,五莲县档案馆:1-2-12。)通过此项工作,干部的救灾工作意识不断增强,有助于救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劣势,五莲县积极组织变工组。1949年底,五莲县互助组发展到8156个,参加的农户数占全县总数的60%。(《中共五莲地方史》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1950年4月1日,中共五莲县委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推动了生产互助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五莲县委还广泛号召妇女参加生产互助,要求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具体分工,统筹安排农业与副业、重活与轻活、家里与地里的劳动力。其中,青壮男青年组织起来进行人拉犁和镢刨地,最大限度地解决了畜力不足的难题;为弥补农忙期间劳动力不足问题,妇女、儿童也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而且,一些劳动力强的妇女还参加了耕田、刨地、播种、锄草、收割等主要劳动。(中共五莲县委:《贯彻实现地县委春季工作计划(1950年4月1日)》,五莲县档案馆:1-2-11。)此外,中共五莲县委还帮助弱势群体开展农业生产,全面贯彻了农业生产规划。通过开展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1950年,五莲县的春耕生产快速进行,作为全县最晚耕种的地区——五莲区也在谷雨前耕完了春地,整个五莲县的春耕进度比1949年提前了5—10天。(中共五莲县委:《五莲县委生产救灾工作综合报告(第4号  1950年4月2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

  (二)积极防治病虫害,消除迷信思想,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自1950年4月初起,五莲县蝗灾爆发,蔓延10个区、42980.9亩耕地。蝗虫吞噬农作物,严重威胁民众的生产生活,该县中至区的6个村地瓜苗被吃光。(五莲县政府:《综合报告(第5号 1950年5月31日)》,五莲县档案馆:2-2-3。)灾民苦不堪言,迷信思想开始死灰复燃。“蚂蚱是蚂蚱爷爷的神兵,越捉越多”“民众要唱大戏,送神兵”等迷信思想不断蔓延。结合历史上民众对蝗灾的恐惧心理成因,五莲县开展了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指出“土蚂蚱不是神兵”,提出“拿土蚂蚱如救火”的口号,帮助民众树立起“人能战胜虫灾”的信心。(《五莲县捕捉蚂蚱专题总结报告(1950年8月1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与此同时,五莲县还进一步开展了全县范围内的灭蝗工作。1950年5月24日,五莲县成立由副县长任总指挥的灭蝗指挥部,指挥部要求区、乡、村各级组织成立灭蝗指挥部,统一计划、布置工作,并最终将工作落实到个人,要求全县每人捕捉1斤蝗虫。在此过程中,党员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每家每户讲解灭蝗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每个人的分工和责任。据统计,1950年,全县共消灭蝗虫267101斤,保护农田38000余亩。(《五莲县捕捉蚂蚱专题总结报告(1950年8月1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灭蝗工作既有力地保障了农业丰收,又普及了科学学问常识,有效破除了民众的迷信思想。

  (三)积极推广先进生产方式

  据统计,1949年,五莲全县11个区共有39673亩小麦患有腥黑穗病,约占全县麦田的13.75%,减产约2848696斤。(《五莲县防除乌麦总结报告(1950年8月15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1950年,五莲县接到上级指示,要求采用粪种隔离的方法,坚决防治小麦腥黑穗病。当年全县共有50%以上农民采用了粪种隔离的方法。至5月下旬,粪种隔离的方法确实有效的防治了小麦腥黑穗病,减少了小麦受灾面积。五莲县及时总结了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的经验,以实际效果推广了粪种隔离的方法。(中共五莲县委:《情况报告(第3号  1950年5月23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在此过程中,五莲县各党支部不断挑选好典型,总结生产经验。最终,通过科学防治,全县小麦增产1067493斤。(中共五莲县委:《综合报告(第6号 1950年6月26日)》,五莲县档案馆:1-2-12。)

  对于1949—1950年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灾情,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实行积极的救灾方针,将生产救灾视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党和政府领导的生产救灾,不是单纯地救济,而是强调加强农业生产是救灾的根本办法,积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五莲县作为地处山东半岛的农业县,又是老解放区,五莲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从劳动力匮乏的实际出发,针对性地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冬季五莲县因地制宜,重点开展了固定代耕与积肥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春耕准备。春季五莲县推广良种,及时地发放救济粮、贷放贸易粮,保证了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五莲县的工作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生产救灾的方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五莲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群众,积极推广先进生产方式,既有力地解决了劳动力、畜力不足的问题,又消灭了蝗灾和防治了小麦腥黑穗病,最终迎来了1950年初夏的农业丰收。党和政府领导的生产救灾工作成效卓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单纯救济式救灾方式的转型,为新中国积极救灾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编辑概况]曹佐燕,法学博士,讲师,中国农业大学近现代历史系,10008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ca88研究》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进、易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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